Comi 曦方

从殖民者的词典中解放：巴勒斯坦抵抗的话语权斗争

Tue, 07 Oct 2025 00:00:00 +0000

“对语言的掌控，赋予人非凡的力量。”毕生为全世界受苦的人¹发声的弗朗茨·法农如此写道。今天，当“恐怖主义”这个词像无人机投下的炸弹一样，被精准地掷向巴勒斯坦人民的每一次反抗时，这句箴言显得尤为刺耳和紧迫。

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²那场直捣以色列殖民实体心脏的行动，在国际进步力量的视野中，它不是别的，正是一场英雄行动。这并非在美化暴力本身，而是在以其本来面目为其命名：这是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据点的一次猛烈回击。然而，在帝国主义的词典里，这样的定义是被禁止的。殖民者要求被压迫者用他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身上的锁链，然后惩罚他们竟敢撼动锁链时发出的声响。

“卡桑旅”是哈马斯下属武装部队，旨在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以1930年代反对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烈士阿兹丁·卡桑命名

让我们先清楚一个事实：以色列不是一个陷入“冲突”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由欧洲帝国主义势力植入阿拉伯世界心脏的定居殖民项目，旨在服务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害怕中国，也害怕阿拉伯人民。以色列和福摩萨（台湾）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基地。你们是大洲的前门，我们是大洲的后门。他们为你们创造了以色列，为我们创造了福摩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³” 以色列扮演着北约在中东“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角色——监视和控制富饶的海湾石油产区、破坏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并为那些日后出售给全球压迫政权的武器和监视技术提供试验场。美国不仅仅是“支持”以色列自身；它依赖以色列来维持对第二世界欧洲工业国的能源的控制，并瓦解阿拉伯人民潜在的反帝国主义力量。

所谓这是一场“宗教纠纷”⁴的叙事，是帝国主义老掉牙的宣传套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从来不是犹太教（Judaism）；它是一种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它招募犹太人——特别是带有显著欧洲遗传和文化背景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和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去一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充当定居者。与此同时，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了几个世纪的米兹拉希（Mizrahi）犹太人，与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共享着古老的黎凡特祖先血脉。他们，也本应是巴勒斯坦人——被殖民机器不仅剥夺了土地，更剥夺了身份认同。殖民者利用宗教来“分而治之”⁵，这与它在印度和塞浦路斯所做的如出一辙：人为根据宗教信仰撕裂一个民族，以便帝国能在其制造的“分歧”中实施统治。

犹太女性定居者在靠近约旦河西岸伯利恒市的普内凯德姆犹太定居点练习射击武器（图片来源：Nati Shohat/Flash90）

今天，西方媒体坚称以色列的定居者是“平民”。但是，一个生活在用武力夺取的土地上、用着从巴勒斯坦村庄截流的水灌溉、被一部将犹太人至上地位写入法律⁶的国家所保护的人，怎能只是“平民”？诚然，这些定居者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有特拉维夫科技公司的企业家，有城镇里的工薪家庭，也有依赖国家补贴的“正统派”社群。然而，无论他们阶级地位如何，每一个定居者，无论情愿与否，都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生存本身的剥夺。他们在被没收的橄榄树林上盖起房屋；他们在巴勒斯坦人被禁止通行的道路上通勤；他们的孩子在曾经是巴勒斯坦村庄的公园里玩耍。他们不仅仅是“移居来的人（people who moved）”——他们是殖民生产方式的代理人，这种生产方式从原住民手中夺走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题为《原始积累的秘密》一章中写道：“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 而在巴勒斯坦，超越这种形式的剥夺、对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的劫掠每天都在继续——不是通过贡赋，而是通过检查站、许可证、土地没收令、强制驱离和空中轰炸。

约旦河西岸各地设有700多处道路障碍，其中包括140个检查站，约有7万名持有以色列工作许可的巴勒斯坦人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些检查站（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这就是为什么“殖民者”与“平民”的区别不是语义游戏，而是物质性的。当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战士攻击法国殖民者时，他们不会区分葡萄园主和铁路工人；两者都生活在被抢夺的土地上，都从原住民的剥夺中获益。同样，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如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他们的攻击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那个将人变成占领工具的定居者殖民体系。

各抵抗派别的战士们，恰恰来自那些最一无所有的阶层：拥挤难民营里的难民、轰炸后废墟中绝望的青年、被围困和屠杀所激怒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以及从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城市贫民——正是产生自75年殖民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在民族解放进程中，除了锁链，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合影：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联合作战室的各派别

阶级地位决定了人在殖民体系中的利害关系，也因此决定了他反抗的紧迫性与性质。巴勒斯坦抵抗的中坚力量，不是蜗居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PA），而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学生、失业青年和难民。植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阵线和民主阵线，早已看穿了周围海湾君主国和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阿拉伯反动派”的本质；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或杰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其信仰虽为伊斯兰主义，力量却源于那些被压迫至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即使是在法塔赫——这个曾经的先锋队，如今向占领方不断退让和妥协——内部，也依然存在着拒绝与以色列“安全协调”、坚守“从河流到大海”理想的进步派。毛主席曾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历程中也是如此。对于今天的抵抗力量要紧的是，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巴勒斯坦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并非孤例。它回响在西巴布亚的群山中，那里的原住民正抵抗着由西方矿业公司支持的印度尼西亚的占领；它存活于廷杜夫的撒哈拉难民营里，那里的波利萨里奥阵线⁷正与摩洛哥的殖民主义战斗；它也共鸣于爱尔兰，那里的共和军曾被那个如今对加沙指手画脚的大英帝国斥为“恐怖分子”；我们也不应忘记日本在1930年代派往中国满洲的“开拓团”——那些为了帝国农业扩张而驱逐中国农民的武装定居者。这些剧本总是一样的：定居、隔离、镇压，然后将殖民者奉为“文明”的使者。

2024年11月14日，以色列警方包围并摧毁了乌姆阿尔希兰的清真寺（图片来源：Oren Ziv）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定义何为“恐怖”、何为“合法自卫”、何为“平民”或“战斗人员”的权力，并不掌握在被殖民的巴勒斯坦人手中，而牢牢攥在控制全球媒体、通讯与话语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手里。这不仅是偏见，还是一种殖民性的文化霸权。于是我们看到：当哈马斯战士从建立在被暴力驱逐的巴勒斯坦村庄之上的基布兹中带走殖民定居者时，他们被斥为“无差别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而以色列不经审判监禁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记者和民选官员——他们却只被称作“涉嫌与武装组织有关”的“囚犯”；当以色列轰炸联合国学校或加沙医院，造成数千平民死亡，这一切又被轻描淡写地归为“附带伤亡”⁸。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意识形态战争，正如列宁所警告的，“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可以购买报纸，收买作家，贿赂、收买和伪造‘舆论’。”

围绕“两国方案”的争论是解决巴勒斯坦绕不开的话题，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视作“巴以冲突”的唯一出路。但是，认可它，就是认可1948年“大灾难”（Nakba）⁹的后果，就是承认被殖民的土地可以通过时间和暴力变得“合法”。它等于让巴勒斯坦人接受一个“班图斯坦”式¹⁰的国家，而以色列继续控制着边境、水源、领空和耶路撒冷。这不是和平，也不可能是“出路”，这是披着外交外衣的种族隔离。真正的正义要求彻底的去殖民化：所有难民的回归权，废除《犹太民族国家法》，建立一个统一、世俗、民主的国家，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本地的犹太人等各社群成为平等的公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解放不可能依靠谈判桌上的妥协得来，唯有通过不屈不挠的人民战争夺取。

1948年，巴勒斯坦人头顶着行李逃离加利利的一个村庄（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总有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的时刻将会到来。那些冒着以色列封锁为加沙运送药品和声援的“自由船队¹¹”和“全球坚韧船队”¹²；那些迫使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群众抗议；那些在德班和奥克兰码头拒绝为以色列货船卸货的工人们——世界各地“解放巴勒斯坦”的呼声与坚实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为这项事业点亮了跨越国界的星星之火。

为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我们必先解放我们的语言。我们必须称殖民者为殖民者，称占领为占领，称抵抗为抵抗。只有这样，被殖民者才能作为完整的人去言说、去行动。

2025年7月13日，自由船队“汉达拉”号船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锡拉库扎的一个港口出发前往加沙（图片来源：Giovanni Isolino/法新社）

正如法农所坚持的，去殖民化永远是一种暴力现象，并非因为被压迫者热爱暴力，而是因为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阿克萨洪水”，不是恐怖的开始，而是对再也无法忍受的恐怖的拒绝。

大洲的前门正在被撼动——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被一无所有者的拳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s de la Terre）是法农1961年出版的著作《大地上的受苦者》（又译《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法语标题，这本书成为反殖民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 ↩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突破加沙地带的封锁，对以色列南部的军事基地和定居点发起进攻，打破了以色列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 ↩
这段话出自毛泽东1963年1月30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毛主席将以色列和台湾视为帝国主义在亚洲扶植的两个战略据点，指出它们服务于相同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 ↩
西方媒体和政客经常将巴勒斯坦问题描述为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冲突”，这种叙事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这是一场反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经典策略，通过制造或放大宗教、种族、部落等身份认同的差异，来削弱被殖民地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在印度造成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分裂，在塞浦路斯制造了希腊裔与土耳其裔的对立。 ↩
2018年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Basic Law: Israel as 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将以色列正式定义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赋予犹太人“独有的自决权”，将希伯来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降低了阿拉伯语的地位），并鼓励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这部法律将种族隔离制度化。 ↩
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全称“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解放人民阵线”，是西撒哈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自1975年以来一直在抵抗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占领。 ↩
“附带伤亡”（collateral damage）是军事术语，用于淡化对平民的杀戮。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已造成数万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包括大量儿童，但西方亲以色列媒体往往将其描述为“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失”。 ↩
“大灾难”（النكبة，al-Nakba）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约75万巴勒斯坦人被暴力驱逐出家园的历史事件。超过500个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巴勒斯坦人民失去了78%的历史巴勒斯坦土地。 ↩
“班图斯坦”（Bantustan）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为黑人设立的“自治领地”，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被白人政权严格控制、资源贫瘠的保留地。巴勒斯坦人将两国方案比作班图斯坦，因为它同样意味着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隔离在支离破碎的飞地中。 ↩
“自由船队”（Freedom Flotilla）是国际声援巴勒斯坦的民间行动，由多国和平活动人士组织船只试图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2010年的“马尔马拉”号船队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10名土耳其活动人士死亡，引发国际谴责。此后，自由船队行动持续进行，成为国际反对加沙封锁的象征。 ↩
“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Resilience Flotilla）是继自由船队之后组织的新一轮国际声援行动。2025年7月，图中载有来自多国活动人士的“汉达拉”号（Handala）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出发，试图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抵达加沙。船名“汉达拉”取自巴勒斯坦著名漫画家纳吉·阿里创作的难民男孩形象，象征着巴勒斯坦人民不屈的抵抗精神。 ↩

老电影《反击》1976

Wed, 18 Jun 2025 00:00:00 +0000

《反击》是由《反击》创作组集体编剧，李文化执导，于洋、胡朋主演的电影。该片于1977年1月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反映"文革"时期教育战线上的一场斗争。这部影片虽然属未发行影片，但后来作为批判影片，在全国范围内部上映。其政治性和史料性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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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某省委第一书记韩凌重新出来工作，就在全省展开大整顿，先拿黄河大学的教育问题开刀，得到校党委副书记乔伯仁和教授薛耀宗的支持，把因”开门办学”在黄河大坝劳动的学生招回，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考试，遭到钟大闯的学生领袖的反对。校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省委委员江涛得知此事后，便对教授进行了同一试卷的考试，结果把薛耀宗等教授整得狼狈不堪。江涛又把学生领回了工地。在省委，江涛在省革委会主任赵昕的指导下，同韩凌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公开对抗，被韩凌挂职下放，又被关进牢房。支持江涛的老工人、黄河水利厂的革委会副主任老耿以及王坚、赵昕，都被韩凌整了下去。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他们都恢复了职位，韩凌则称病不出。根据赵昕、江涛的部署，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召开”批邓”大会，一伙自称是”拯救四化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韩凌也表态支持。关键时刻，省里出动民兵镇压了暴乱，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议”，江涛批判了韩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行径，下令开闸放水，滚滚黄河波涛一泻千里，预示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反击获得了全面胜利。

重信房子：灾难日七十周年之际的五月——实现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

Sun, 08 Jun 2025 00:00:00 +0000

1、2018年　美以政府的图谋

当下，我们正迎来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70周年，以及巴勒斯坦将5月15日定为“灾难日”（Nakba）¹——即“大破局”之日——70周年后的又一个5月。同时，这也是1972年利达斗争²（卢德机场英雄行动）发生46年后的5月。

1948年战争期间，拉姆勒市（卢德市）的巴勒斯坦人被迫向以色列军队投降。

巴勒斯坦当前正面临内塔尼亚胡政府³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镇压——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镇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犹太复国主义⁴右翼政策直接改头换面，以“美国政府政策”的面貌出现。其核心在于“将以色列目前的占领合法化”，即按照以色列的意愿，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吞并入以色列，并强行向巴勒斯坦方面推行一项旨在使其合法化的“和平方案”。

根据此前多次泄露的信息，以及自“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⁵以来以色列在“最终地位谈判”中的蓝图，以色列方面的立场是：第一，吞并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的重要定居点、水源和战略要地。第二，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⁶。第三，如果出于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需要，可随时对巴勒斯坦方面进行陆海空的控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美以两国声称伊朗是中东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危险因素”，并策划了针对伊朗的围堵和压制战略。这是因为伊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Zionist State）的非法性。自1979年伊朗革命⁷以来，什叶派伊朗政府一直不容忍“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并持续呼吁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这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伊朗还是黎巴嫩人民力量和什叶派势力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势力哈马斯（Hamas）⁸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⁹中反对阿巴斯（Abbas）派别的支持者。尽管形式上，除埃及和约旦外，阿拉伯国家至今仍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以色列国，但声称“伊朗威胁”的沙特、海湾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在美国的斡旋下，已与以色列建立了非官方的合作关系。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晤（图）2022年阿以关系深化，并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96%的商品将取消关税

进入特朗普时代后，美国否定了奥巴马时代达成的“伊朗核协议”¹⁰，美以反伊朗中东战略戏剧性地复苏。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占领吞并战略与对伊朗战略，共同构成了在中东地区实现以色列合法化（即在吞并大部分被占领土地的同时，实现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化关系）的战略。这是一种以牺牲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为代价，试图让国际社会和中东世界承认以色列现状的战略。2018年，特朗普政府更是与犹太复国主义战略一体行动。

2017年12月4日，特朗普总统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¹¹，这显著地表明了这一点。针对这一宣言，真主党（Hezbollah）¹²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谴责这是“第二个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¹³，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称赞其“如同过去的贝尔福宣言”。

12月21日，有193个国家出席的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¹⁴以128票赞成、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要求美国撤回“耶路撒冷首都宣言”的决议。美国政府在决议通过前，明确表示将采取一种赤裸裸的新做法，暗示对反对美国政策的国家暂停援助。此后，美国实际上开始冻结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UNRWA）¹⁵提供的对巴勒斯坦的捐款。另一方面，美国决定“拉拢”约旦，并增加了对约旦的援助，于2月15日宣布在截至2022年的五年内，每年向其提供12.75亿美元（约合1360亿日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即使约旦对“耶路撒冷首都问题”表示反对，只要其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保持友好，这笔援助就被视为一种“奖励金”；如果约旦方面有任何对以色列不利的举动，美国随时准备冻结这笔资金。

2018年3月13日，美国白宫主办了一场“改善加沙经济困境的会议”。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因抗议“耶路撒冷问题”而拒绝参加，但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中东特使格林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等人仍强行推进会议，邀请了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和约旦参加，并由俄罗斯、欧盟、英国、日本等19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电力、水、污水处理和卫生等项目。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明确表示，即使巴勒斯坦方面作为当事方反对，他们仍将推进巴勒斯坦问题。

富裕国家沙特阿拉伯也通过暗示冻结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地的各种援助，在反伊朗战略中与美以两国合作，这是现实。2017年11月3日，黎巴嫩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在贝鲁特会见了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最高顾问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率领的代表团，并表现出友好姿态。对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勃然大怒，立即召见哈里里总理（哈里里拥有沙特国籍，并在沙特拥有商业利益），要求其辞去总理职务。11月4日，哈里里被迫宣布辞职。哈里里声称，他在黎巴嫩面临人身危险，因此逃往利雅得避难。沙特方面还威胁要从黎巴嫩撤回金融资本。后来，哈里里这种仓促的应对被认为是沙特的一场闹剧，哈里里也撤回了辞呈。然而，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反伊朗、反真主党战争挑衅的危险也日益加剧。2018年，美以沙特三国粗暴的反伊朗行动正在煽动中东危机。

2、巴勒斯坦的现实

针对特朗普的“耶路撒冷首都宣言”，巴勒斯坦人民在重新燃起民族怒火的同时，尽管面对不公和不合理，却又在未能有效对抗的无奈中持续斗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谴责称“特朗普的决定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权利的宣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权利和土地所犯罪行的共犯”，并呼吁基于这一现实进行斗争，针对被称为“两国方案”或“和平进程”的幻想，发表声明要求“巴勒斯坦领导层撤销《奥斯陆协议》及其所有附带义务，并宣布撤回对犹太复国主义存在的承认”。

人民阵线等抵抗组织制作特朗普人像用以批判特朗普

2018年1月15日，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Palestinian Central Council, PCC）¹⁶决定，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拒绝由美国调停的和平谈判。作为对特朗普“耶路撒冷首都宣言”的反制措施，巴勒斯坦决定“除非以色列承认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国，否则将撤销对以色列的承认”。2月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决定向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提交承认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勒斯坦国的申请，并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 PA）制定解除与以色列安全、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方案。

然而，阿巴斯总统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否会执行这一决定仍然是问号。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虽然声称全面建立与以色列的共同协商机制，但实际上，弱势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即使是巴勒斯坦人自身进入自治区，也必须获得以色列的许可才能进行。此外，根据《奥斯陆协议》，1994年在巴黎召开了“巴勒斯坦援助国会议”，并制定了《巴黎议定书》（Paris Protocol）。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行政开支一直依赖于这项决议的财政支持，而以色列则利用这一机制中的一项规定——代收巴勒斯坦人的关税和税款，如果不满意，就可以扣留本应支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巴勒斯坦人税款，以此作为施压的武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使想执行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寸步难行。这是因为巴勒斯坦经济已被纳入以色列经济体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行政执行的财政支持也依赖于援助国会议的捐款，并且一直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掌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法塔赫（Fatah）不愿失去既得利益。

此外，特朗普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礼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则坚称“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领导人对此不悦，但决定不会改变”，并进一步主张对反对的巴勒斯坦施加财政压力。此外，特朗普于3月6日表示将参加5月14日的美国大使馆迁址仪式，并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在此背景下，阿巴斯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因美国冻结捐款而陷入危机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并表示将以联合国为核心，重新启动和平谈判，以实现“两国方案”。这不过是旧调重弹。

以色列只接受“不作任何让步的和平谈判”。鉴于美国也与以色列保持一致，所谓的“巴勒斯坦国”根本不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成立。即使它以政治形式成立，那也只是以色列为了规避巴勒斯坦人而希望放弃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当前管辖的区域（约占约旦河西岸地区的20%），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仅负责行政事务的20%等区域拼凑而成的所谓“巴勒斯坦国”。这实际上是约旦河西岸地区零星分布的陆上孤岛的集合，一个“班图斯坦国”（Bantustan State）¹⁷。更糟糕的是，其边界随时可以由以色列随意关闭，只在需要劳动力时才开放。在这样的现实中，尽管在日本新闻中鲜有大篇幅报道，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每天都在发生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以色列也以“预防性拘留”之名反复进行逮捕和拘禁，这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惧。像阿巴斯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样，在现有基础上向国际社会乞求援助的方式，只会再次为幻想和失败铺路。真正应该做的是对战略进行再审视。

巴勒斯坦的土地在75年来不断被占领和蚕食

如今，距“灾难日”已过去70年，回顾1947年11月29日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获得通过，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却为何只有以色列得以建国，而巴勒斯坦国却被埋葬，在此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必须将焦点放在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因为自“灾难日”以来，已有超过587万联合国注册的难民被迫流亡70年之久。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包括联合国第194号决议所载的“巴勒斯坦人回归权”，尽管是以色列拒绝和避讳的话题，但它也是开启新局面的机会。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探讨巴勒斯坦的未来，这不仅限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哈马斯、法塔赫和自治区，还应包括在各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难民问题的“现状维持”不应再被允许，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不应被消解在已沦为“难民世纪”的21世纪的全球难民问题之中。

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这一难民问题。

3、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

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与不公始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定居，企图将其变为自己的“犹太民族国家”（Jewish National State）。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承认巴勒斯坦人为“野蛮人”，主要通过与土耳其苏丹国（Sultanate of Turkey）以及英、德等帝国政府的合作来获取巴勒斯坦土地。在获得英国“贝尔福宣言”的认可后，他们作为英国在中东殖民统治的先锋，以“文明对抗野蛮的前哨基地”的姿态，在对巴勒斯坦的侵略中不断壮大。经过《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后的“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决定了英法对阿拉伯地区的殖民统治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主导的巴勒斯坦统治和“犹太国家”的建立便开始了。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计划从“犹太国家”构想之初就开始了。因为无论如何努力，犹太人口都无法超过巴勒斯坦人口。为了实现“犹太国家化”，削减巴勒斯坦人口的策略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制定。

英国托管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巴勒斯坦囚犯。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利，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与纳粹交易的同时，促进了作为劳动力或有能力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但大多数人移民到了美国。尽管犹太人屠杀是欧洲的问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英两国试图通过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巴勒斯坦的愿望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图谋，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在巴勒斯坦海法港的非法移民船“犹太国”号（图）当时英国殖民地当局并不待见犹太人移民。

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获得通过。此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Palestinian Arabs）的土地占有率为93%，而犹太人的土地占有率仅为7%。然而，根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巴勒斯坦国将缩减至42%的巴勒斯坦领土，居住着81.8万巴勒斯坦人和1万犹太人。而56%的肥沃土地将成为犹太国家，居住着49.9万犹太人和43.8万巴勒斯坦人。此外，在国际管辖的耶路撒冷，预计20万居民中将有一半以上是巴勒斯坦人。由于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方过于不公，巴勒斯坦阿拉伯方拒绝接受分治决议。以色列方面在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指挥下，表面上向国际社会表示接受第181号决议，但实际上从1947年12月起，就开始秘密执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计划¹⁸。据帕佩所述，由于以色列早在1930年代就以“民族清洗”为目标进行了调查和规划，因此他们掌握了巴勒斯坦村镇的详细情况，并单方面推进战争清洗。普通的以农民为主的田园式巴勒斯坦人从未想过自己的领土会被夺走，他们一直认为即使统治者因战争而改变，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平静。然而，他们却被逐出家园。

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于1948年5月15日宣布以色列国独立。这一决定得益于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投票。

本·古里安的计划之所以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于他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秘密协议。本·古里安只希望建立“犹太国家”，而非“两个国家”，而阿卜杜拉国王也为了将耶路撒冷至约旦河西岸地区纳入自己的领土，秘密同意废除“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双方瓜分巴勒斯坦领土。本·古里安将阿卜杜拉国王卷入其中的策略奏效，自11月29日决议通过后，从12月起，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因“民族清洗”而被驱逐。此外，在以色列建国宣言次日阿拉伯军队参战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卜杜拉国王担任阿拉伯军队总司令。这场战争演变为一场骗局，约旦军队占领巴勒斯坦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后，便将其并入了约旦（1950年）。

此外，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方面之所以能够拥有压倒性的后勤能力，得益于以色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的贡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Anti-Fascist United Front）的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不仅支持以色列建国，还通过捷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出售苏联武器，从而帮助了他们。就这样，美欧甚至苏联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约旦在英国的斡旋下，秘密达成协议，通过双方割让巴勒斯坦领土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这次“民族清洗”和占领所引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了联合国公布的72.6万巴勒斯坦难民，以及巴勒斯坦方面公布的84.9万巴勒斯坦难民。

4、联合国第194号决议

联合国为促成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于1948年12月11日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该决议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作出了如下规定：“凡愿返回家园与邻和平共处的难民，应尽早获准返回；凡不愿返回者，其财产应得到赔偿。”

1948年左右，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离开犹太人聚居地，前往阿拉伯人的领地。

第194号决议还要求耶路撒冷非军事化和国际化，并决定设立由三国（法国、土耳其、美国）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alestine, PCC）。在通过第194号决议的前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宣言》中也明确指出：“人人有权在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第194号决议正是秉承《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而通过的。在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框架下，战争各方旨在解决领土划定、难民问题和耶路撒冷问题。

第194号决议的构想是由瑞典的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提出的。他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曾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作斗争，并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官，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期间的1948年9月制定了“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该方案在人口考量下，扩大了阿拉伯领土，比1937年英国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首次提出的分治方案以及联合国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更易于阿拉伯方面接受。

这个两国方案对阿拉伯方面来说是相对容易接受的¹⁹。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即后来的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以及后来的总理，当时的恐怖组织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对贝纳多特伯爵的调解感到危机，并企图扼杀贝纳多特方案。在第二次停火期间，贝纳多特伯爵于1948年9月17日在耶路撒冷被犹太恐怖组织莱希（Lehi，又称斯特恩帮，Stern Gang）暗杀。

然而，联合国秉承他的意愿和构想，在他去世后的12月通过了第194号决议。对此，以色列竭尽全力破坏第194号决议。在基于第194号决议的洛桑会议（Lausanne Conference）上，阿拉伯国家坚持难民回归是会议的第一步，不肯让步。以色列则声称“阿拉伯居民是自行离开的，以色列方面没有责任”，拒绝承认难民回归权，由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巴勒斯坦人的返回未能实现。

最终，由于本·古里安和阿卜杜拉国王的缘故，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以及第181号决议中关于巴勒斯坦国的问题都未能提及，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在1952年报告称“第194号决议的执行取决于当事方态度的实质性改变”后，其职责便被解除，并被归还给联合国。结果，“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自1948年12月决议以来，实际上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重申，并延续至今。换言之，贝纳多特伯爵的遗产——第194号决议——依然存续。

当时，美国赞成通过第194号决议，据说直到1949年5月，美国国务院还向以色列发出了强硬声明，称“难民的回归是和平的前提条件”。（引自伊兰·帕佩《巴勒斯坦民族清洗》，第314页）以色列由于原本就计划驱逐巴勒斯坦人，因此以各种理由拒绝，但美国暗示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并撤回了此前承诺的贷款。于是，以色列提出除了接收7.5万名难民外，还允许2.5万名难民家庭成员返回。然而，美方仍认为这不足够，要求以色列一并接收加沙地带的9万居民和20万难民。但伊兰·帕佩指出，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美国国务院的人事变动导致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转向，难民问题被搁置一旁。从中也可窥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暗中操作。

一队卡车载着在1948年战争（即“Nakba”）期间被驱逐出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难民。

然而，国际社会的决定性犯罪行为，尤其是美、英、苏三国，是在第194号决议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于1949年5月11日允许以色列加入联合国。以色列加入联合国时，本应将其作为前提条件，要求其执行1948年12月的第194号决议，并以此作为交换。既然不执行联合国决议，就不应允许其加入联合国。在对大屠杀（Holocaust）的同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下，以色列牺牲了巴勒斯坦人，在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强占了所有土地，包括个人财产、伊斯兰圣地以及属于瓦克夫（Waqf，宗教基金系统）的土地、建筑物和财产。

5、难民问题非政治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

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国家，尽管拥有“回归权”，但以色列却拒绝他们返回家园，最终不得不将命运托付给近东救济工程处。

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旨在援助巴勒斯坦难民。阿拉伯方面警惕地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措施会逐渐削弱“回归权”，并导致难民问题的长期化。此外，以色列阻挠了旨在争取“回归权”的国际难民组织（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 IRO）的介入，因为国际难民组织首先是一个明确在政治上倡导“回归权”的机构。因此，194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02号决议，成立了没有政治权力的近东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任务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机构，在将难民融入其所在国的同时，满足其日常生存需求，并于1950年开始运作。尽管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不断要求落实难民的“回归权”，但由于美国偏袒以色列，这一权利被搁置。特别是当美英战后的反共反苏战略逐渐显露时，以色列与苏联的对立加深，以色列因此受到美英的保护，仿佛是其战略盟友。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反英殖民解放斗争日益激烈，并越来越反对作为其先锋的犹太复国主义。尤其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亲英王室国家的失败和腐败激怒了民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政变下，迈向了新的阶段。

1965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

另一方面，美以两国开始无视第194号决议，转而寻求“难民融入其所在国”作为新的解决方案。美国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战略。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决定调查难民状况，并于1952年派遣使团进行调查并撰写报告。该调查报告指出，“收容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应承担难民的责任”，并得出结论，分配给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捐款应用于将巴勒斯坦难民融入其所在国。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鼓励这份报告，并在声明中表示：“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很容易地被邻国收容。从年长者去世、年轻人遗忘的逻辑来看，定居是可行的。”自那时起，以色列和美国企图以牺牲阿拉伯为代价，通过“同化政策”来埋葬巴勒斯坦问题的图谋，便伺机而动，屡次出现。以色列本应承担责任，接收那些理应返回家园的难民，然而联合国第194号决议却被忽视。“人道主义考虑”成为借口，改善恶劣的难民生活，并通过给予其所在国国籍，试图将“巴勒斯坦问题”消解在各国国籍之中，这种做法屡次上演。

如今的黎巴嫩沙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

因此，除了吞并巴勒斯坦并给予巴勒斯坦人约旦国籍的约旦君主国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和回归祖国，没有给予巴勒斯坦人本国国籍。在纳赛尔的民族主义盛行的1965年，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通过了《卡萨布兰卡协定》（Casablanca Agreement）。该协定要求“阿拉伯国家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公民身份，以维护其‘回归权’这一难民地位”，同时又要求“给予难民收容国国民同等的权利”。然而，实际上在黎巴嫩等地，这一决定被歪曲，巴勒斯坦难民不仅未能获得与黎巴嫩公民同等的权利，反而遭受严苛的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至今仍是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命线。顺带一提，2016年，针对超过587万巴勒斯坦难民，近东救济工程处获得了12.4亿美元的捐款，其中超过3.6亿美元（约占总额的30%）由美国提供。美国的这笔捐款也具有支持以色列、阻止“回归权”的意味。1月1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冻结这笔捐款的一半，这彰显了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压迫。

6、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登场与1977年戴维营协议

在“回归权”被剥夺，难民营人口成倍增长的情况下，1964年，在埃及，在纳赛尔总统的支持和倡议下，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的政治斗争平台，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机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当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不结盟运动的强力支持下，争取巴勒斯坦的“回归权”，并解放巴勒斯坦。然而，曾以为凭借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就能成功解放巴勒斯坦的难民们，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先发制人攻击下阿拉伯国家草草败北的结局所震惊。于是，他们开始踏上依靠自身力量解放巴勒斯坦的道路。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难民一直将解放巴勒斯坦的重任托付给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1968年，他们将此前犹如阿拉伯联盟附属机构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真正改造成为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旨在解放巴勒斯坦的机构。为寻求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难民奋起反抗，作为“费达因”（Fedayeen，意为不惜牺牲者、战士），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以及从被占领巴勒斯坦的北部、东部、南部边境开始了斗争。

沙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声援海报。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这是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武装斗争和抵抗之路。”另一张呼吁：“成为抵抗的伙伴，抵制支持以色列的公司。”

然而，国际社会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将1967年战争视为“国家间战争”。第242号决议的内容是，要求以色列归还其“占领”的、原被约旦吞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埃及西奈半岛，同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为一个国家。该决议仅将巴勒斯坦人视为“难民”，并未提及他们的任何权利。正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到70年代期间，巴勒斯坦人为了反对第242号决议，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为目标，发起了活跃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解放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建立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

经过1974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在美国的斡旋下，以第242号决议为基本原则的“中东和平”成为目标。美欧国际社会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的战争状态，在中东确立以色列的“生存权”（Right to Exist），并实现地区稳定。

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困境，以换取美国巨额援助为条件，首次在阿拉伯国家中率先与以色列进行单独和平谈判。这就是1978年在美国调停下，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的内容。这项“戴维营协议”成为了此后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的雏形。

《戴维营协议》是以色列和埃及于 1978 年签署的协议。该协议促成了两国于 1979 年签署的和平条约。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斡旋了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之间的协议。由于谈判在位于马里兰州戴维营的美国总统别墅进行，该协议被称为《戴维营协议》。

以色列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归还领土的前提下，诱使巴勒斯坦人接受“自治”（Autonomy）。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的贝京总理秉持大以色列主义（Greater Israel Ideology），自然无意归还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东耶路撒冷。这样一来，谈判便无法推进。国防部长达扬（Moshe Dayan）对此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在领土主权归以色列所有的前提下，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治，贝京采纳了这一建议。贝京的主张十分明确：第一，不归还领土；第二，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第三，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不予归还；第四，不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第五，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项“戴维营协议”在“通过临时自治决定巴勒斯坦未来”的方向上与后来的《奥斯陆协议》相似，但在当时，它设想的是排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约旦和以色列共同管理的“巴勒斯坦自治”。

7、 “奥斯陆协议”的陷阱

从苏联东欧剧变到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马德里和平国际会议”（Madrid Peace Conference）得以召开，谈判也在排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下开始。此次会议最初是为了响应以色列排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张，将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代表作为约旦代表团的一部分参与谈判。此外，会议还设立了“多边谈判”的平台，将“难民问题的解决”也列入议程。被视为约旦代表团一部分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每次都公开宣称“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密不可分，并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并首先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活动。面对以色列试图将其限制在“自治”范围内的做法，他们则持续展望巴勒斯坦国的建设，并呼吁落实“回归权”。这些勇敢的领导人包括海达尔·阿布杜沙菲（Haidar Abdul Shafi）和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等人。

1994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的拉宾、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核心原因是推动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

在这些领导人坚持原则斗争的背后，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奉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指示、作为其得力助手的官员阿布·马赞（Abu Mazen），即现任总统阿巴斯，与以色列秘密展开了谈判。经过阿巴斯等人和以色列工党（Israeli Labor Party）的约西·贝林（Yossi Beilin）的努力，1993年9月，“奥斯陆协议”得以签署。西方世界对此大加赞扬，但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巴勒斯坦，却掀起了反对和谴责的狂潮。批评者认为，这项协议是以色列在第一次大起义（First Intifada）中焦头烂额之际，利用已处于辞职危机的阿拉法特领导层来结束起义的工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局长卡杜米（Farouk Kaddoumi）、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以及和平谈判的领导人阿布杜沙菲和阿什拉维等人，当然也包括法塔赫内部，都一致反对“奥斯陆协议”。因为“奥斯陆协议”并非意味着占领者以色列发生了变化，而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未召开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情况下，将其此前的主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奥斯陆协议”将定居点和定居点活动、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耶路撒冷问题”，以及巴勒斯坦边界和国家问题全部搁置。在“奥斯陆协议”中，难民问题仅提及了1967年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产生的难民，而1948年难民的“回归权”则被拒绝。1967年的难民并非返回以色列境内的人。这意味着，以色列成功地坚守了其建国以来的立场，即为了建立犹太国家而拒绝承认被屠杀和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本应以“回归权”这一大义为起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却放下旗帜，做出了妥协。他们优先考虑在约旦吞并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占巴勒斯坦全境的22%）建立巴勒斯坦国，在没有任何确凿保障的情况下，被幻想所迷惑，迈出了这一步。为了与以色列和解并共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付出了代价。阿拉法特当时散布幻想说：“所有希望回归的巴勒斯坦人都能回归。首先是1967年的难民，接着是1948年的难民。在那之前，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像以前一样继续协助巴勒斯坦人的居留。”然而，以色列根本没有这个打算。

人民阵线、民主阵线、哈马斯等抵抗派别多次呼吁停止执行长期被违反且无效的《奥斯陆协议》的政策，并将该协议视作“重大罪行”。

根据“奥斯陆协议”，经过五年的临时自治期，最迟在第三年开始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代表之间将启动关于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也就是说，那些被“搁置”的问题本应从那时开始解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等人曾预计，1994年5月临时自治开始，1996年5月最终地位谈判启动，1999年巴勒斯坦将解决包括难民权利在内的问题，巴勒斯坦国将诞生。

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单独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奥斯陆协议”，此前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进行全面谈判的道路被瓦解了。此外，原本应在多边谈判中处理的“难民问题”也随之消失，转而交由“奥斯陆协议”解决。设想未来最终地位谈判的框架在1995年由“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者阿巴斯和以色列方面的约西·贝林继续非正式地起草。在1995年拉宾（Rabin）总理遇刺前夕完成的“阿布·马赞—贝林方案”（Abu Mazen-Beilin Plan）中，阿巴斯（阿布·马赞）已早早放弃了“回归权”。该方案中，以色列承认其在法律和道义上对难民不负责任，但同意在实际操作上难以实现归还的情况下，通过难民返回巴勒斯坦独立国、对难民进行赔偿，以及象征性地允许部分难民返回以色列境内来解决问题。1995年11月，主导“奥斯陆协议”的伊扎克·拉宾总理遇刺后，以色列对“奥斯陆协议”中承诺归还的部分西岸地区也变得更加吝惜。

2000年7月，在阿拉法特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期间最后一次参加的戴维营“最终地位谈判”中，由于谈判内容未能承认阿拉法特所设想的占巴勒斯坦全境22%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的“回归权”以及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地位，因此未能达成协议。然而，美欧媒体不仅大肆宣扬此次会议的破裂仿佛是阿拉法特的过错，甚至判断阿拉法特不会服从以色列，并开始着手将其排除。沙龙（Ariel Sharon）（后来的以色列总理）穿着军靴，率领1000名士兵闯入东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谢里夫圣殿（Haram al-Sharif），进行挑衅，由此第二次起义（Second Intifada）再次爆发，时间是2000年9月28日。2001年，煽动暴力的沙龙通过公选成为总理后，他动用一切暴力手段蹂躏已被划为“自治区”的整个巴勒斯坦，并持续破坏阿拉法特位于拉姆安拉（Ramallah）的主席办公室。沙龙利用恰好发生的“9·11事件”，在军事和政治上逼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也应沙龙的要求，开始着手排除阿拉法特。

另一方面，2004年，包括曾为“奥斯陆协议”付出努力并支持它的人士，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卜杜勒·拉博（Yasser Abd Rabbo）、以色列前副外长约西·贝林，以及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等，为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

共同起草了旨在实现两国共存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该协议旨在寻求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并提议设立国际会议等。然而，该协议并未提及“联合国第194号决议”，其内容是：“难民须在五年内选择、决定并迁往定居点，不遵守此程序的将失去难民身份，且不被允许提出任何其他形式的赔偿要求。”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现实解决方案”来制约以色列，但同时也否定了“联合国第194号决议”的有效性。因此，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许多人都不承认这项“日内瓦协议”，使其效力变得毫无价值。以色列的沙龙一方当然也不予理会。

2004年11月，阿拉法特病逝。阿巴斯接任巴解执委会主席，并于2005年1月当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8年11月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任职至今。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通过摩萨德（Mossad）等情报机构和沙龙总理主持的安全会议，确定了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政策。当时摩萨德局长埃弗拉伊姆·哈勒维（Efraim Halevy）在自己的著作《以色列秘密外交》（Israel’s Secret Diplomacy）中写道，摩萨德认为阿拉法特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难以直接排除，便策划了一个方案：设立一个新的“总理职位”，让阿拉法特成为没有实权的元首，并将权力移交给总理，这个方案以美国总统布什的名义公布。以色列期望阿巴斯能取代阿拉法特成为代表，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作为官员的阿巴斯会对“回归权”采取“现实态度”，即他是一个可以放弃“回归权”的人。这一点在1995年的“阿布·马赞-贝林计划”中已得到验证，并且他们也知道阿巴斯一直反对武装斗争。然而，即使阿拉法特主席被取代，由阿巴斯担任主席，问题也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哈马斯的胜利表明法塔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自此，美以两国以“奥斯陆协议”共同方的名义拉拢阿巴斯，并强迫其与美以合作。

8、“奥斯陆协议”的破产

从沙龙时代到内塔尼亚胡时代，以色列明确奉行“大以色列主义”，拒绝归还约旦河西岸地区，并进一步推动将占领的“现状维持”合法化。他们甚至拒绝考虑“回归权”。以色列开始要求在扩大并承认其定居点的基础上进行直接和平谈判。尽管在奥巴马（Obama）时代，以色列有时会勉强接受阿巴斯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出的停止定居点活动作为谈判前提的最低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多次表现出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意图。

2024年11月14日，以色列军警包围并摧毁了乌姆阿尔希兰的清真寺。(Oren Ziv)

以色列自由派报纸《国土报》（Haaretz）2018年1月11日的文章援引奥巴马政府四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称，大约在2014年，内塔尼亚胡总理曾向奥巴马总统提议，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大部分，作为交换，将埃及的西奈半岛北部割让给巴勒斯坦方面。这是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直接从内塔尼亚胡那里听到的方案，设想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将由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加沙以及埃及西奈半岛北部组成。据称，接到白宫探询的沙特和阿巴斯都拒绝了这一提议。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然而，内塔尼亚胡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的构想日益清晰。2017年12月31日，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要求吞并约旦河西岸重要部分的决议。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内塔尼亚胡总理以及更右翼的“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领袖、国防部长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以及“犹太家园党”（Jewish Home）领袖、教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等主张征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定居点扩张论者气焰更加嚣张。

根据1995年的“奥斯陆协议II”（Oslo II Accord），当时划分的A、B、C区域（A区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行政和警察管辖的区域；B区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拥有行政权、以色列负责治安管理的区域；C区为行政和治安均由以色列军事管制下的区域）原本计划在1999年前逐步全部移交给巴勒斯坦方面，并最终全部划归A区。然而，如今即使在A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辖区），以色列军队和警察也日常进行检查、搜查和逮捕。纳夫塔利·贝内特主张，C区（至今仍占约旦河西岸地区的60%）应尽快并入以色列。C区包括犹太定居点、军事设施、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以及约旦河谷（Jordan Valley）等战略防御区域，居住着20万巴勒斯坦人。今后，不仅是“回归权”，甚至还有右翼主张推行“遣送”（transfer），即驱逐居住在以色列境内、占总人口20%的、在1948年战争中幸免于驱逐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

1993 & 1995 《奥斯陆协定》后的控制地图

通过这种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排外主义和尖端技术，以色列的军国主义化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取得了发展。以色列正致力于通过军事工业复合体在中东地区扮演经济中心的角色。

那些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的阿拉伯国家，由于经济上依赖美国资金，军事上又逊于以色列，因此虽然表面上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阿拉伯的大义”，但实际上却希望巴勒斯坦方面能够自行解决问题，阿拉伯国家已失去了当事者性。这部分原因在于阿拉法特的路线，他厌恶阿拉伯国家的介入，尽管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阿拉伯问题，却试图由巴勒斯坦人自己决定，从而引发了诸多摩擦，并最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导致了此前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全面中东和平谈判的瓦解，各国转而走向单独的直接中东和平谈判。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巴勒斯坦的当事者性视为“专属权限”，选择与以色列和解并依赖美国，其结果是，通过这项“奥斯陆协议”，许多此前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邦交，使得“阿拉伯抵制”（Arab Boycott，即规定与以色列有商业往来企业在阿拉伯地区不能开展商业活动的规定）形同虚设，提升了以色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然而，以色列甚至连与巴勒斯坦达成的“奥斯陆协议”的承诺都已撕毁，至今仍是如此。“回归权”问题，在“灾难日”70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阿拉伯社会乃至巴勒斯坦领导层都未能将其作为根本解决的最优先事项。“不可能”绝不应成为将其置之不理的理由。

9、以“回归权”为核心的新战略

当考虑到这种现实和当前展望的悲观走向时，很明显，即使紧抓已经崩溃的“奥斯陆协议”不放，也无法开辟任何前景。然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确实乐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废弃“奥斯陆协议”。现任政府的右翼政党一贯反对“奥斯陆协议”，如果巴勒斯坦方面宣布“废弃协议”，以色列将能进一步推进吞并。如果巴勒斯坦方面宣布废弃“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可能会选择不再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打交道，也不再回应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平谈判，就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以色列在制定反伊朗战略时，不得不考虑亲美阿拉伯国家的意愿。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首先应将重点放在加强团结，建立全民族动员体制这一战略性转变上。这意味着要回归初心，为解决以色列境内以及自治区内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开辟道路。现在不是法塔赫和哈马斯进行权力斗争的时候，也不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美以勾结，以“反恐”之名镇压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的时候。

通过在加沙和西岸设立联合作战室，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和作战方面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

首先，我们应回到联合国第194号决议所规定的“巴勒斯坦人回归权”，重新动员阿拉伯国家，并优先推动关于587万多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永久性解决方案，包括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会议和对当地巴勒斯坦人民实际情况的调查，并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

70年的苦难时光已经过去，正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说的那样，“年长者已经逝去”，但“年轻人并未遗忘”，反而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强烈憎恨持续扩大。这是以色列一如既往的压迫所造成的现实。中东各种危机和不稳定的历史根源在于侵略国家以色列被人为植入到这个地区。

被逐出巴勒斯坦的 80 余万人历经磨难，现已发展到 587 万多人。

包括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内的组织都将“回归权是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和“人权之根本”，并将其作为解放斗争的基础。法塔赫领导层曾“现实地”秘密谈判，以放弃“回归权”来换取耶路撒冷问题等的解决。

在这70年的现实进程中，许多以色列人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回归权”的实现，即“恢复原状”，也确实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巴勒斯坦难民的意愿也并非希望返回种族主义强权国家以色列，而是希望获得公正的赔偿，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阿拉伯地区或其他世界各地居住。正如联合国第194号决议所示，难民自身拥有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必须优先认真解决自1948年以来每年在联合国议程上形式化存在的“回归权”问题。

以此为基础，有必要通过全民公投制定新的巴勒斯坦未来国家共识，从而开启巴勒斯坦民族复兴斗争的新篇章。

解决“难民问题”也是国际社会、以色列国内公民社会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团结，与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政治斗争的途径。在军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只会导致以色列以数倍的军事暴力持续杀害无辜的巴勒斯坦居民。如果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不惜屠杀巴勒斯坦人、进行民族清洗的本质，那么即便武装斗争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多种斗争方式才可能更具有效性。如此一来，便能摆脱以哈马斯为借口的镇压，以及利用哈马斯为借口对犹太裔以色列人进行的虚伪的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开启与以色列公民和世界犹太人建立新合作的道路。

BDS movement，一项呼吁抵制、撤资和制裁违反国际法、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生产的商品和企业的运动。

源自巴勒斯坦的“BDS运动”已在全球范围内凝聚了人们的团结，并有效表达了对以色列现任政府行径的政治和经济反抗。基于这些现实，我们衷心希望巴勒斯坦领导层在“灾难日”70周年之际，认真制定解决占巴勒斯坦人口一半以上难民的“回归权”的战略，并与全体国民共同开创新的时代。现在是时候重组国际社会、阿拉伯社会和巴勒斯坦社会，以执行“回归权”这一所有问题的核心，而不是固守“奥斯陆协议”所带来的国家幻想，将“回归权”作为“两国共存”交易中被边缘化的议题。

这样的斗争，是对这70年间被屠杀或为解放祖国献出生命的无数人民和战士牺牲的报答，也是为巴勒斯坦儿童提供未来的道路。

在“灾难日”70周年之际，我再次将因利达斗争而与巴勒斯坦大义同行的巴希姆·奥库代拉（Basim Okudaira）、萨拉赫·安田（Salah Yasuda）、艾哈迈德·冈本（Ahmad Okamoto）的炽热愿望铭记于心，并衷心期盼巴勒斯坦解放的新变革。（3月18日完稿）

冈本公三现在受到黎巴嫩的政治庇护，2022年5月30日，冈本公三参加了卢德机场英雄行动50周年纪念集会

3月31日　补记

在加沙边境无人区，为争取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回归大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帐篷村已于3月30日土地日（Land Day）开放，并将持续到5月15日“灾难日”，非暴力抗议活动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已开始用实弹屠杀非暴力示威者。然而，巴勒斯坦人民将坚持主张“回归权”，并根据联合国第194号决议，持续斗争直至难民问题得到永久性解决。我衷心希望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并祈愿“回归权”的恢复及其具体实现。

注释

灾难日（Nakba）：阿拉伯语意为“大灾难”，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家园被毁的历史事件。 ↩
利达（Lydda）斗争：事件发生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大量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生活在占领之下或流离失所。在抵抗运动看来，以色列通过武力扩张和占领，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自决权。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不足，使得巴勒斯坦人感到被遗弃。卢德机场事件（1972年5月30日）通常被视为一次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策划并由日本赤军执行的、旨在打击以色列目标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事业的抵抗行动。 ↩
内塔尼亚胡政府：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多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其政策以强硬、扩张定居点、拒绝巴勒斯坦主权著称。 ↩
犹太复国主义：19世纪末兴起的政治运动，主张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国家。该运动导致了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大规模流离失所。 ↩
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承诺有限自治，但未解决难民、定居点、耶路撒冷等核心问题。 ↩
回归权：指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有权返回1948年前的家园，这一权利被联合国第194号决议确认。以色列历来拒绝承认。 ↩
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自此反对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
哈马斯（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1987年成立，主张通过武装和社会服务反抗以色列占领，现为加沙地带实际执政力量。 ↩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196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全国代表机构，长期领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
伊朗核协议：2015年伊朗与美、英、法、德、中、俄达成的核限制协议（JCPOA），2018年被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 ↩
耶路撒冷首都宣言：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违背国际共识，激起巴勒斯坦及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
真主党（Hezbollah）：黎巴嫩什叶派抵抗组织，成立于1982年，以反对以色列占领、支持巴勒斯坦为宗旨。 ↩
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1917年英国政府承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声明，为后续殖民和冲突埋下伏笔。2017年，特朗普宣布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唐纳德·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将使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面临被拆除的危险，他将特朗普的决定描述为“第二个贝尔福宣言”，并认为“整个巴勒斯坦事业的命运岌岌可危”，支持发起新的巴勒斯坦起义。link ↩
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联合国主要审议机构，所有会员国均有席位，负责通过国际决议。2017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就有关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以128票赞成、9票反对、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决定耶路撒冷的地位。 ↩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1949年成立，专责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教育、医疗、救济等服务。 ↩
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Palestinian Central Council, PCC）：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 PNC）的机构下一次会议前的决策机构。 ↩
班图斯坦（Bantustan）：原指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为黑人设立的名义上“自治”但实际上受白人政权控制的地区。这里比喻巴勒斯坦被割裂成零散、无主权的“孤岛”，缺乏真正的国家地位和自主权。 ↩
“民族清洗”：关于“灾难日”，巴勒斯坦方面有时也使用“民族清洗”一词，但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Ilan Pappe）是根据以色列方面的历史资料，将以色列利用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驱逐和屠杀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概念化并论证为“民族清洗”的。 ↩
阿拉伯国家最初投票反对第194号决议，因为他们认为该决议是基于以色列的非法建国，违反国际法而成立的以色列根本无权阻止“巴勒斯坦原住阿拉伯人民”的回归，通过决议反而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与合法性；但到1949年他们开始转变立场，并很快成为决议最主要的支持者。后来，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各巴勒斯坦政治、军事组织逐渐将第194号决议视为回归权的法律依据之一，现任巴勒斯坦总统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曾多次提到“在第194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wiki ↩

中国女性审美流变中的身体政治

Wed, 26 Mar 2025 00:00:00 +0000

人类的审美意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劳动与物质生产中逐步形成的。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石器和装饰品的制作便体现了早期人类对“形式美”的追求。在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从粗粝到精致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为了提高工具的功能性，还蕴含了对比例、均衡与光洁的初步感知。这种“形式美”源于劳动实践中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自身力量对象化的表达。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劳动与审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仰韶文化在六千年前创造的彩陶纹样以其流畅的线条和生动的图案著称，这些纹样往往描绘植物、动物或几何图形，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展现了他们对自然界生命力的崇拜。彩陶的制作本身是一种集体劳动的产物，其烧制过程需要多人协作完成，这使得审美活动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同样，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房屋遗迹和陶器残片显示，早期定居生活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从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空间。这种以劳动生产为基础的审美观念强调健康体魄与创造力的结合，构成了原始社会的重要价值体系。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展示了一类新石器时代崇尚的女性形象。这些雕像通常具有丰乳肥臀的特征，象征着生殖能力与生命繁衍。这种生殖崇拜并非脱离劳动而存在，而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女性不仅是生育的核心，也是采集、耕作等主要劳动的承担者。她们的身体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代表着生命延续的力量，另一方面体现了劳动对群体生存的重要性。因此，女神像所展现的丰硕之美实际上是对劳动身体的一种肯定，而非单纯意义上的性别特质。

史前时期的审美观念则建立在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反映出社会共同体的精神世界。女性形象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她们既是生命的创造者，又是生产的参与者，她们的审美形象也因此与劳动紧密相连。这种审美观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生殖崇拜的影响，但已开始向更广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方向拓展。

这种审美观念的演变，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密不可分。随着私有制的巩固和父权制的确立，女性逐渐从公共生产活动中退出，转而成为家庭内部的角色。而男性掌握了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和牲畜的所有权。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不再被视为独立的劳动者，而是被纳入婚姻市场，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她们的价值往往由能否生育后代及维持家族利益来决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审美观念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诸如“三寸金莲”这样的审美规训。缠足不仅剥夺了女性参与田间劳作的能力，还将她们禁锢于深宅大院之中，彻底依赖男性供养。同时，白净的皮肤也成为贵族女性的身份标识，因为它暗示着与劳动绝缘的生活状态。这种审美标准不仅强调了统治阶层的优越感，也成为阶级区分的一种手段。

明代仕女画中的弱柳扶风形象，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异化审美的极致体现。画家笔下的女子，身材纤细、神情忧郁，仿佛连站立都需要倚靠支撑。这种形象不仅仅是对女性柔弱气质的推崇，更是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观念的具象化表达。女性的身体在这种审美标准下被彻底客体化，成为满足男性视觉欲望的工具。她们的形象不再是个体的独立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成为男性权力和审美标准的投射。

这种审美暴力并非仅限于上层社会，它通过文学、戏剧等形式渗透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中，最终形成了一套普遍流行的美学体系。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在悲剧色彩之下，实际上仍符合当时对女性柔弱与依附性的期待。由此可见，封建时代的审美异化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追求，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女性审美观念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尽管父权制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依然存在，但资本逻辑的介入使得女性审美的塑造变得更加隐蔽且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不再仅仅是维系封建家庭秩序的工具，而被纳入资本增值的体系中，成为一种商品化的符号。资本主义通过对女性审美的重新定义，不仅延续了封建时代对女性身体的部分规训，还赋予其新的经济意义，使其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

百货商店的橱窗取代了深宅大院，时尚杂志和广告取代了传统伦理纲常，成为定义美的新权威。这种转变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对审美的全面渗透与重构。以现代审美为例，资本通过制造一系列看似普世的标准，将女性的身体塑造成消费文化的载体。这些标准往往强调某种脆弱性、装饰性和去功能化的特点——苍白肤色仍然暗示远离体力劳动的身份，纤细身材反映出某种娇小、脆弱的特质，以及“幼态化”的外表传递出天真无邪的气质。这些特质看似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由资本运作精心设计并推广的。

媒体、电影、电视、画报杂志和时尚广告等宣传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审美趋势，使符合资本增殖需求的审美观念成为主流。例如，化妆品公司推销“冷白皮”粉底时，他们贩卖的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一种对自我否定的焦虑——只有拥有“冷白皮”，才能被视为美丽、优雅或成功的女性。同样，社交媒体上炫耀“A4腰”或“马甲线”的网红，实际上是在践行一套由资本制定的身体规训。这种规训不仅要求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严格的管理，还通过图像传播手段将其放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期待。

今天发达的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审美竞赛中。然而，这种现象表面上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自由表达空间，却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有的奢侈品广告宣称“真正的美需要三代培养”，恰恰揭示了资本如何将文化资本的垄断转化为美学等级制度，从而为阶级区隔披上了一层“美”的外衣。那些无法负担昂贵护肤品、健身课程或整容手术的人群，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审美之外，陷入一种持续的自我否定之中。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审美仍然深受男性经济地位主导的影响。尽管女性在职场中取得了显著进步，她们获得了相当的经济独立性，但这并未彻底改变两性关系的本质。许多女性依然将美貌视为获取资源和社会认可的主要途径，而男性则通过经济实力巩固自身的主导地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直男审美”便是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男性对女性外貌的要求往往直接决定了后者的行为选择，而这种要求又反过来被资本加以包装和推广。无论是影视剧中的“白富美”形象，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男友视角”照片，都反映了资本如何利用性别权力关系来塑造审美，并从中获利。

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革命悄然展开。这场革命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美”的标准，使其回归到劳动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本质。郝建秀在纺织机前微笑的照片、邢燕子晒得黝黑的脸庞，都传递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健康、力量和集体主义精神才是真正的美。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是对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对传统审美的颠覆。

方海珍的形象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她不再追求纤细柔弱，而是以宽肩工装和小麦色皮肤展现劳动者的自信与尊严。这种去性别化的政治美学将女性从“被看”的客体解放出来，使她们成为创造美的一部分。例如，1958年上海机械厂女工在劳动模范评选中晒出结满老茧的手掌，她们展示的是生产斗争锻造的身体美学；而在《沂蒙颂》中，抡起铁锤的春妮则象征着女性在劳动中找回主体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审美革命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通过教育、宣传和文艺创作，新中国成功地将劳动与美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例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形象打破了传统女性柔弱无助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勇敢、坚韧的新女性风貌。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春风吹过九州，改革的号角带来了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这场变革中，女性审美和地位的变化成为一面镜子，映射出资本逻辑、权力结构与性别关系的复杂交织。西方消费文化的涌入与本土传统的碰撞，催生了一种既强调个性化又高度商品化的审美趋势。这种趋势表面上赋予了女性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实际上却将她们置于更为复杂的压迫网络之中，进一步巩固了资本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

在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女性逐渐从集体主义的劳动叙事中淡出，转而被重新定位为家庭与市场之间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她们被鼓励进入职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另一方面，传统家庭观念依然要求她们承担母职与妻职的角色。这种双重期待使得女性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的外貌压力。在众多企业领导包养情人的丑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隐秘但普遍存在的权力交易模式；这些事件背后揭示的是男性经济主导地位的延续，以及女性在资本与男性权力夹缝中的脆弱处境。对于那些试图通过美貌获取资源的女性来说，这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结构性压迫的体现。

新世纪以来，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凭借各种新兴媒介愈加盛行。美妆博主、网红直播和社交媒体平台联手构建了一个充满竞争感的“颜值经济”。为了迎合资本设定的审美标准，许多女性投入巨额资金购买护肤品、健身课程甚至整容手术。有机构估计，2025年中国美妆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5万亿元，医美市场规模将突破6000亿元。其中大部分消费者为年轻女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资本对身体焦虑的系统性制造。它不仅剥削女性的经济能力，还将她们的自我价值牢牢绑定在外貌之上。例如，“马甲线”“漫画腿”“直角肩”等流行词汇看似是对美的多样化表达，但实际上，这是资本制造焦虑来维持消费需求的一种手段。女性们在这种背景下被迫不断审视自己的身体，并将其视为需要不断改造的商品。当“颜值即正义”的价值观成为主流时，女性很难真正摆脱资本设定的游戏规则。

这种审美趋势正在向更年轻的群体渗透，甚至触及未成年人。儿童模特大赛、少儿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从小便对他们实施严格的外貌管理。这种现象不仅剥夺了孩子们的外貌自主权，也加剧了社会整体的焦虑氛围。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重压力，而这些压力最终转化为对自身身体的过度关注与苛责。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家庭中，女性都被迫扮演符合社会期待的角色，同时承受因不符合这些期待而带来的责难，她们便重演着金智英的故事。

从王思聪数不清的“前女友们”到中石油高管胡继勇事件中暴露的权力腐败，再到王振华案中对未成年女性的践踏，女性在资本与权力的夹缝中愈发脆弱，这个社会反复生产着无数房思琪的悲剧。在职场中，女性也难以摆脱性别歧视与性骚扰的阴影，据调查，超过六成的职场女性曾遭遇不同程度的性别偏见，而少数敢于发声者往往面临更大的舆论压力。在社会的角落，许多女性被迫卷入性资源的交易中，有些人享受着站街女、福利姬、被包养的情人们的提供的服务，有些人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女性闻之色变，而更多人对她们的存在仿佛视而不见，她们的“堕落”或者“牺牲”仿佛只是当代社会里一种合理的个人选择。这些状况不仅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顽固存在，也揭示了今天的社会如何通过金钱和权力不对称关系进一步压榨女性。

纵然如此，仍有一些女性试图打破这种困境。她们通过艺术创作和公共讨论等方式，努力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与话语权。然而这些努力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女性的主体性依然受到严重挤压，她们的声音也常常淹没在资本的洪流中。资本有时会追捧像杨笠这样的女性人物，但这并非值得歌颂的现象，反而令人感到悲哀。

从缠足到高跟鞋，从弱柳腰到BM风，变化的只是压迫的形式，不变的是性别和经济权力结构对身体的征用。当主流媒介脱下“劳动妇女”的工装，妆上“国民女神”的粉黛，当我们的社交媒体仍在追捧“直角肩”“漫画腿”时，我们距离《沂蒙颂》里那个抡起铁锤的春妮究竟有多远？这个距离，恰恰丈量着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

俄乌战争笔记

Thu, 06 Mar 2025 00:00:00 +0000

俄乌战争作为21世纪地缘政治冲突的典型样本，其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与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为争夺区域主导权与能源垄断权而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的伏笔早在苏联崩溃时便已埋下——红色帝国在东欧的前势力范围沦为俄罗斯和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角斗场。

俄罗斯联邦虽然继承了苏联的主要政治遗产，但其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已蜕变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掌控矿产资源、油气管道网络和能源出口命脉，俄罗斯垄断资产阶级构建起垄断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其向欧洲输送能源的“北溪”项目正是维系这一寄生性经济结构的生命线。而乌克兰自橙色革命以来的历次政权更迭，实质上是俄罗斯和西方资本集团在该国代理人势力的拉锯战，亲西方政权试图以加入北约换取安全保障，这直接威胁到俄罗斯能源资本的核心利益。这种结构性矛盾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事件中达到临界点，最终演变为今天的全面军事冲突。

在具体矛盾激化过程中，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俄语居民的镇压、俄罗斯不断武装乌东民兵、占领克里米亚，已经长期存在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冲突。俄罗斯以“保护同胞”为名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是利用工人阶级的民族情感掩饰其争夺黑海沿岸工业带与战略港口的真实意图，以及试图扶植一个俄罗斯能自由摆布的傀儡政权。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用作掩盖战争本质的烟雾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正在重塑战争格局，传统建制派延续“双线作战”策略：美国（拜登之前的政府）曾经担心欧洲的独立和强大脱离自己的控制，因为欧盟是最大的工业国家集团和消费市场，美国一直通过煽动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俄欧对立，阻断欧俄经济整合进程，尤其是能源合作；同时希望借俄乌战争加大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强化对欧洲工业国的军事控制，也试图拖垮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为自己的军工垄断资本创造超额利润。

而特朗普政权的上台，开始推行一系列不同于美国领导人传统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却受到了相当一部分美国资本集团的支持。他们认为，东方崛起的工业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垄断利润的最大威胁，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的对华经济制裁无法阻止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让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阻挠中国迅速崛起的方案。特朗普是其中的代表，他不担心欧洲脱离美国的控制，也不担心衰落的俄罗斯，但他们认为俄罗斯保有大量核武器，不可能彻底抹去俄罗斯的影响力，同时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对出口中国的依赖相对欧洲较小，为“联俄制华”策略提供了可能性。美国深知能源对发达工业国家的重要性——通过控制中东的油气资源，它能掌控欧洲、日本、韩国等第二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和科技制裁已经证明无法阻止中国的迅速发展，但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工业国，能源主要来自中东和俄罗斯，中东一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其扶持的看门犬“以色列”的看护下，一旦美国能与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默契，能够随时提高国际能源价格，那么对于中国的威胁就大了。（本段观点来自 Fred Engst 教授）

欧洲的处境尤为矛盾。作为拥有独立工业体系和技术储备的经济体，欧盟本具备成为独立帝国主义中心的潜力，但其军事安全体系对美国的依附性成为致命软肋。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卫机制将欧洲绑上美国战车，使得德法主导的“战略自主”构想始终停留在纸面。近期欧盟国家在援乌问题上的摇摆，暴露出能源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短视性。如果美国许诺欧盟能够重新获得俄罗斯廉价能源，欧洲会放弃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执着支持吗？我们拭目以待。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内，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当前的军事冲突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竞争—垄断—霸权—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最残酷的真相在于，无论战线如何推移，真正的输家始终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工人阶级。超过千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顿巴斯平原上布满未爆弹药的农田；居民区的断壁残垣；黑海港口锈迹斑斑的起重机；普京和西方的统治者们安然坐在富丽堂皇的府邸，前线的士兵不断沦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炮灰…… 历史反复验证着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没有被消灭，人类就难以摆脱战争幽灵的纠缠。

解救乌克兰人民唯一的出路是拥抱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寄希望于其他帝国主义介入。很可惜，当前乌克兰取缔共产主义活动的反动政策，以及俄罗斯主要的共产党沦为寡头政治附庸的现状，凸显了国际共运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正如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诞生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血火之中，今日东欧的焦土之下同样孕育着新生的希望。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重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阵线，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垄断资本的全球统治，将北溪管道变成连接欧洲人民的纽带而非剥削工具。当劳动者突破民族国家的虚幻帷幕，认识到切尔尼戈夫的矿工与鲁尔的钢铁工人本是阶级兄弟时，帝国主义战争的丧钟便将真正敲响。

战争的洗礼后，东欧人民是否意识到：只有通过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自愿联合、或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赢得独立、自由和发展的权利。

English Version

The Russia-Ukraine War,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is in essence an imperialist war launched by the US-led NATO bloc and Russia’s monopolistic bourgeois ruling group to compete for regional hegemony and control over energy monopolies. The foreshadowing of this war was already laid when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the former sphere of influence of the Red Empire in Eastern Europe became an arena for Russia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to re-divide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Althoug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herited the main political legacy of the Soviet Union, its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system has degenerated into a typical monopolistic capitalist state. By controlling mineral resources, oil and gas pipeline networks, and the lifeline of energy exports, the Russian monopolistic bourgeoisie has buil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monopolistic imperialism. Its “Nord Stream” project, which transports energy to Europe, is precisely the lifeline that maintains this parasitic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ccessive regime changes in Ukraine since the Orange Revolution are, in essence, a tug-of-war between Russian and Western capital groups’ proxy forces in the country. The pro-Western regime attempts to join NATO in exchange for security guarantees, which directly threatens the core interests of Russian energy capital. Thi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in the 2014 annexation of Crimea, eventually evolving into today’s full-scale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nsifying specific contradictions, Ukraine’s suppression of Russian-speaking residents in the Donbas region, Russia’s continuous arming of militias in eastern Ukraine, and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reflect the long-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Ukrainian bourgeois nationalist regime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Russia’s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carried out under the name of “protecting compatriots,” is nothing more than using the national sentiments of the working class to conceal its real intention of seizing the industrial belt and strategic ports along the Black Sea coast, as well a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puppet regime that Russia can freely manipulate. Nationalist ideology is used by the ruling class as a smokescreen to cover up the true nature of the wa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division within the US ruling group is reshaping the war landscape. The traditional establishment continues the “two-front war” strategy: The US (governments before Biden) once worried about Europe’s independence and strength breaking away from its control, because the EU is the largest group of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consumer markets. The US has been inciting Ukrainian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o create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block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especially energy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opes to increase Europe’s military dependence on the US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war, strengthen military control over European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also try to cripple Russia’s military and economy, creating excess profits for its own military-industrial monopolies.

Howe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hen it came to power, began to implement a series of strategie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neoliberal ones of US leaders, but received support from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US capital group. They believe that the rising industrial power in the East—China—has become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monopoly profits of US capital, and the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that began in Trump’s first term have failed to stop China’s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and have even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This forces them to seek new solutions to hinder China’s rapid rise. Trump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is. He is not worried about Europe breaking away from US control, nor is he worried about a declining Russia. However, they believe that Russia retains a large number of nuclear weapon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letely eliminate Russia’s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Russia’s economy relies on energy exports to Europe, and its dependence on exports to China is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to Europe,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a “unite with Russia to contain China” strategy. The US is well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to developed industrial countries—by controlling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Middle East, it can control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second-worl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Jap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sanctions have proven unable to stop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but as a rising industrial power, China’s energy mainly com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The Middle East has always been the US’s sphere of influence, especially under the care of its supported watchdog “Israel”. Once the US can reach a certain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with Russia, it can raise international energy prices at any time, which will pose a greater threat to China. (This paragraph’s viewpoint comes from Professor Fred Engst).

Europe’s situation is particularly contradictory. As an economy with an independent industrial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reserves, the EU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imperialist center, but its dependence on the US for military security has become a fatal weakness. The collective defense mechanism under the NATO framework has tied Europe to the US war chariot, making the “strategic autonomy” concept led by Germany and France remain on paper. The recent wavering of EU countries on the issue of aid to Ukraine exposes the shortsightedness of the bourgeois ruling group in the context of the energy crisis. If the US promises that the EU can regain access to cheap Russian energy, will Europe abandon it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Ukraine’s resistance against Russia? We will wait and se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such imperialist wars are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The current military conflict proves once again that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is: competition—monopoly—hegemony—imperialist war. The cruelest truth of this war is that no matter how the front lines shift, the real losers are always the working classes of Ukraine and Russia. Over ten million Ukrainians have been displaced; the Donbas plains are littered with unexploded ordnance; residential areas are in ruins; the cranes in the Black Sea ports are rusty; Putin and Western rulers sit comfortably in their magnificent mansions, while soldiers on the front lines continue to become cannon fodder in the imperialist war… History repeatedly verifies Lenin’s assertion: Imperialist war i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As long as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bourgeois nation-state system are not eliminated, humanity will be unable to escape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specter of war.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Ukrainian people is to embrace genuine communism, not to hope for intervention from other imperialist powers. Unfortunately, the current reactionary policies of banning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Ukraine, and the fact that the main communist parties in Russia have become appendages of oligarchic politics, highlight the severe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But just as the sound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was born in the blood and fire of the imperialist war, today’s scorched earth in Eastern Europe also breeds the hope of a new life. The real solution lies in rebuilding the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t front, replacing the global rule of monopoly capital with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turning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into a link connecting the European people rather than a tool of exploitation. When the workers break through the illusory veil of the nation-state and realize that the miners of Chernihiv and the steelworkers of the Ruhr are class brothers, the death knell of the imperialist war will truly sound.

After the baptism of war, will the people of Eastern Europe realize that only by overthrowing the rule of their own bourgeois dictatorship and realizing the equal and voluntary un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or establishing independent socialist republics, can they win the right to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印度毛派组织结构图

Wed, 19 Feb 2025 00: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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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饲养的政治

Sun, 16 Feb 2025 00:00:00 +0000

本文转载自《纳扎里亚杂志》第三期

宠物在社会中被认为能为其主人提供快乐、陪伴和保护，或者一种安全感。纵观历史，驯养动物曾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并因此被人类驯化；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即养宠物为了快乐、满足感和作为人类情感的替代品成为一种趋势。虽然养宠物并不限于某个特定阶层，但将这些动物商品化为理想对象，作为孩子的替代品和真实人际交往的替代品，以及围绕这一现象形成的市场，具有特定的阶级性质，并源于社会中的某些物质条件。指责将宠物视为一种简化和依赖的对象，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但没有养育孩子的麻烦），并且认为围绕养宠物的市场和文化是对动物的商品化，这将引起许多爱宠人士的反对。然而，事实仍然是——现代人与宠物的关系是基于它们能够填补什么空缺，提供什么价值。

但是，这种空缺是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的呢？将动物替代进人类社会留下的空缺中能否填补这种空缺？将宠物人格化为新的“孩子”、“家庭成员”能否解决异化问题，还是最终会辜负你的期望？这种做法对动物的真实本性、它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作为动物的社会化是否公平，还是说这是一种对其自然空间不必要的残忍干预？当像巴哥犬这样的动物被培育得连生活和呼吸都变得困难时，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这种养宠物的趋势背后是否有某种政治因素，即将宠物简化为替代家庭和朋友的角色，并在主人的脑海中将其拟人化，以满足某种心理理想，最终将它们商品化为提供爱和情感的对象，从而填补由失败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所造成的空缺？这种动物商品化和宠物文化的历史演变背后是否有阶级性质？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宠物文化的历史演变

要理解养宠物背后的政治，有必要探究养宠物成为人类与动物关系中的主导趋势的历史。虽然养宠物作为一种实践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直到上个世纪才成为主导趋势；而养宠物文化的商品化也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加剧。

人类最初开始驯化动物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动物被驯化是为了“使用价值”，即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为人类服务的目的。狗是最早被驯化来帮助狩猎和采集野生可食用植物的动物。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山羊和牛开始被驯养，这表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所需的动物也在发生变化。动物被驯养作为食物来源、交通工具、农业助手以及战争工具（如马、大象）等。然而，养宠物发展成了一种不同形式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养宠物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没有生产目的的关系，而是动物被从自然环境中移出，只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舒适、陪伴、减轻痛苦和孤独以及快乐。说历史上完全没有为了纯粹的快乐而养动物，即养宠物的行为，是不正确的。然而，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前，这种关系并不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主导形式。

在中世纪，狗协同人类狩猎

事实上，在古代和中世纪，养宠物具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基础。虽然猫最初被驯化是为了捕捉啮齿动物，这些啮齿动物是瘟疫的来源；但在古埃及，它们开始被驯化为宗教的象征，并受到贵族的青睐，法老们会与他们的猫一同埋葬，以求来世福报。在这里，驯养猫具有了明显的宗教基础。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们纯粹为了娱乐和展示他们的奢华生活方式而大量养猫——他们开始养猫和繁殖猫作为宠物。养猫是法国贵族腐朽的象征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没有足够的耕地来养活普通民众，贵族们却拥有巨大的庄园，仅仅是为了美观和作为阶级的象征。同样，仅仅为了取乐而打扮宠物在这里也是一种阶级象征。 18 世纪 30 年代，当新的工业主开始效仿贵族的这一趋势时，某家印刷厂的工人通过屠杀主人的宠物来回应——他们对猫比对自己更好的待遇、生活条件和食物感到不满。

在上个世纪，从两次世界大战后郊区的出现开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养宠物变得更加普遍。近年来，宠物文化的商品化日益增加——各种宠物护理产品的品牌越来越多，无论是狗粮、猫粮、项圈、玩具、宠物香水、宠物水疗、海滩、咖啡馆、治疗师，甚至还有“狗语者”这种令人费解的职业——与宠物狗的灵魂对话，询问它们来世的安宁，以满足人类对宠物永恒之爱的渴望。

这种商品化导致人们对饲养宠物、为它们梳洗和照顾它们的兴趣日益浓厚。与此同时，宠物人格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宠物妈妈”和“宠物爸爸”的文化中，宠物被赋予了家庭中孩子的地位。许多人评论说他们的宠物就是他们的家人，甚至与孩子一样合理和平等，这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有其历史基础——在于社会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促进封建的大家庭结构相反，欧洲的资本推动了核心家庭（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为什么资本会推动这一点？这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核心家庭对于维持工业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在一个工人家庭中，男人可以在工厂提供劳动力，而女人则满足家庭和孩子的需求，并为男人提供情感支持。土地问题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关系是维持封建社会关系的主导因素，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摧毁了这种关系。传统的家庭结构本身限制了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商品化，而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在社会中的发展，这种商品化才成为可能。

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先是以殖民化的形式，随后演变为半殖民地（即那些表面上拥有主权，但金融和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的国家）——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影响着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元素和法律与社会习俗，如为支持主要生产方式而存在的家庭），进而影响规范的家庭结构。印度家庭的结构本身就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家庭作为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发挥作用，它再生产并进一步加强经济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和文化的严重渗透，印度目前的家庭结构正在经历快速变化。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工业劳动力被引入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的服务业得以发展。由于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妇女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维持经济和家庭生计。因此，文化也相应地发生演变，女性在核心家庭结构中被赋予的角色受到了质疑。LGBTQ 运动的强烈抗争也为这种核心家庭结构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最终，经济发展到了生活成本和个体劳动时间工资不匹配的地步。随着西方工人阶级规模的缩小，生育孩子本身的需求也减少了——尤其是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孩子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降低了，更直白地说——抚养孩子的成本变得过高，无论是健康、教育的成本，还是抚养孩子所需的情感支持。饲养宠物成为一种更容易的做法，特别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特别是在 2008 年西方长期经济衰退之后，养宠物在小资产阶级中成为了一种主流趋势。

尽管养宠物在成本效益方面存在优势，但宠物主人仍花费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以及给予宠物关爱。这是因为宠物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目的——在现有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梳离感中提供一个舒适的空间。由于资本主义推崇过度竞争并因此导致高度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人们开始用与宠物的关系来替代那些使他们在这种结构中进一步异化的人际关系——宠物被视为“更纯洁”，并且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竞争的污染。养宠物也越来越商品化，并开始服务于一种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自恋，宠物的美容和提供的舒适度也成为了一种阶级象征——上层阶级的宠物主人花费数千美元在诸如“狗狗舞蹈”、“狗狗瑜伽”、宠物咖啡馆等项目上，或仅仅是为了让宠物达到市场所设定的美容和护理标准上。

随着养宠物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逐渐发展并日益商品化，许多公司应运而生以迎合这一趋势。这些公司的许多生产基地位于半殖民地，并且它们也成为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这种商品化文化的影响也在半殖民地国家中显现，并在这些国家中也形成了相应的市场。在这些国家中，阶级分化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家庭和宠物主人赋予宠物更高地位的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官僚阶层和买办资本家（半殖民地中依赖外国资本生存的资本主义部分）主导了这一趋势。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封建残余的存在，这些残余导致家庭结构并没有发生与西方类似的变化。然而，出于对市场的需求以及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养宠物文化尤其是在这些特定阶层中逐渐流行起来。

半殖民地中的养宠物文化：市场的形成

帝国主义国家需要半殖民地既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又作为宠物护理产品的新市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和资金，在半殖民地建立制造中心和市场。即使印度受到西方市场日益增长的影响，且人口远超美国和欧洲，但截至 2022 年，印度的宠物数量为 3200 万，不到美国和欧洲宠物数量的十分之一。这印证了导致西方养宠物文化主导的历史物质条件。

印度成为西方宠物护理产品的廉价制造中心，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宠物护理产品出口国，主要出口到美国、阿联酋和英国。印度与诸如中国和越南等国家一起，跻身于宠物产品主要出口国之列——这些国家的人口比例中宠物数量少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以远低于西方的工资和更恶劣的条件被雇佣，生产出的产品与他们自身的生活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使用这些产品。当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正被帝国主义的掠夺与剥削榨干时，他们却在为动物生产“生活方式”产品，这种处境的脆弱性（precarity）与荒谬性（outrageousness）显得格外突出。

同时，帝国主义文化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对那种生活方式的理想化——这似乎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层是可实现的——导致了印度国内宠物产品市场的扩张，就在2022年，该领域吸引了高达770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像德鲁尔斯宠物食品（Drools Pet Food）这样的品牌，尽管自诩为“在一个充斥着西方品牌和进口产品的市场中的第一个印度品牌”，实际上却由全球巨头掌控。例如，德鲁尔斯由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宠物市场参与者路威凯腾(L Catteron)公司拥有，该公司向德鲁尔斯投资了高达6000万美元。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家名为欧洲监测国际（European Monitor International）的公司开始制作关于全球各个国家宠物市场可行性的报告。该公司在全球设有六个办事处，专注于“行业、国家和消费者方面的国际市场情报”。几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其他国家建立市场，包括研究改变人类对养宠物的态度。企业资助的研究和学术界推动了一种将动物人格化的趋势。欧洲监测国际的报告强调了雀巢普瑞纳宠物护理公司（Nestlé Purina PetCare）如何通过“意识宣传活动和综合营销活动”来鼓励养宠物，从而扩大市场，并通过初期的补贴项目成功建立了品牌忠诚度。报告敦促投资者将宠物的“人格化”视为盈利机会：“随着宠物人格化趋势的发展，提高宠物生活质量可能会成为购买产品的主要因素。普瑞纳（Purina）和玛氏（Effem）公司捕捉到这一趋势并开始利用它，而其他细分市场仍然有待开发。”

共识创造：学术、企业和学术界维持商品化养宠的霸权

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宠物-动物科学研究中，以维持将动物人格化的宠物文化的霸权地位。这可以从私人犬种俱乐部资助的“狗基因组计划”中看出，该项目旨在追踪犬类的基因并研究各种犬类疾病的科学预防方法。当然，这会使专门为宠物市场培育的犬种，如贵宾犬(poodles)、可卡犬(cockers)和长毛垂耳狗(spaniels)，更具市场吸引力。研究资金被投入到诸如犬心理学和犬语者等领域。与去世的宠物进行灵魂对话等一些不科学的想法，被针对性地推销给悲伤的宠物主人。

学术研究进一步集中于推广这样一些观点，比如养宠物可以延长寿命、是为照顾孩子做准备的好方法，或者狗和人类一样聪明！关键不在于这些研究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们发布的时间点，其目的在于抢占市场，并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宠物产业的）社会共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类研究来安抚个体，让他们在社会中获得归属感和满足感？当动物被当作情感支持和生存必需品（而不仅仅是伴侣）的观念被如此积极地推销时，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一定是失败的。

早在2004年，克隆宠物的尝试就已成功。当时，由加利福尼亚州 PetCo 营销中心资助的“遗传储蓄与克隆公司”(Genetic Savings and Clones, GSC) 成功克隆了两只小猫。克隆一只狗的费用可高达50,000美元，克隆一只猫的费用为30,000美元，诸如此类。克隆费用甚至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复制具有与之前宠物完全相同遗传特征的宠物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作为美国主要的宠物克隆机构，ViaGen 每年生产数百个克隆宠物。名人们热衷于采用宠物克隆技术，这进一步推动了克隆宠物的吸引力，并激发了他们的粉丝效仿这种行为的想法。宠物克隆产业正在不断发展，这种产业的增长首先突显了财富差距，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其次，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们迫切需要以人类基本需求为中心的科学研究的时代，宠物克隆是否是值得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合适产业？或者说，这是不是阶级社会衰败的象征，以至于将宠物克隆置于比普通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引出了关于主人与宠物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即宠物主人不是重视宠物的物种，而是试图在“心爱”的动物中制造某些特征，以弥补他们内心的空虚。人们试图通过克隆来一次又一次地消费与同一只宠物之间的情感体验，这反映出一种情感上的不成熟、消费主义的冲动以及深刻的异化，而正是这种异化使得克隆成为必要。

另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国家本身将资金用于宠物护理：例如麦迪基金（Maddie’s Fund）等基金会，以及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Prevention of Cruelty against Animals, SPCA）与动物护理和控制中心（Animal Care and Control）建立了一个公私合作团队，对可收养的猫和狗进行绝育，以创建一个“no-kill”国家。在1999年至2003年间，这个联邦项目在美国各地投资了4400万美元。他们特别关注让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这项服务。这一针对宠物动物护理的投资，大约发生在美国政府削减多项全国性福利计划的同一时期，这些计划对日益增长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活事关重大。

背后的政治：宠物的人格化剥夺了人类的特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饲养宠物固化了个体的异化状态。在一个越来越鼓励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自恋式自我提升，而不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社会中；在一个社群正在瓦解，集体生活和情感交流被忽视的社会中；宠物便成了一种必要的慰藉。它们为身处竞争激烈、个体化和孤独状态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安慰。它们或许是处于这种境况中的人所能体验到的唯一“纯粹”、“真实”或“未受玷污”的爱。这是因为宠物的爱是无条件的、唾手可得的，并且这种爱依赖于主人将自身的不安全感和情感投射到一个无法以人类方式进行互动的、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身上。因此，人类可以从这些无法言语的物种那里获得爱、忠诚和关注。

如今，宠物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动物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下，动物被视为“更纯洁”、“更好”、“更无辜”，因此比人类更值得保护。这种保护主义及其背后的态度具有深刻的阶级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掠夺侵蚀着各国经济的世界，数百万人死于贫困和可预防的疾病，饥饿、疾病和贫困无处不在，劳动力被剥削以创造超额利润。帝国主义体系通过企业的掠夺而获益，因此有意识地削弱社群意识、集体利益和集体声音，因为它们。因为这种社群意识和集体利益感将使全世界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团结起来，反抗这种使他们与劳动和彼此之间异化的制度。将宠物人格化并使其取代人类陪伴的政治意图在于，它通过在“宠物文化”中提供暂时的慰藉和对异化的转移注意力，从而分散了人们对集体利益的关注。这种注意力分散是暂时的，人们还会进一步寻求通过宠物护理产品、宠物社群，以及任何能够填补由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空虚的方式来缓解异化。但是，宠物和动物权利的讨论转移了人们对真正解决方案的注意力——即彻底改变人际关系，以及改变当前经济体系的剥削性结构。

相反，宠物动物权利的讨论和项目，积极地转移了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无论是通过不必要的“宠物克隆”科学，还是美国福利资金的挪用。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动物权利”被用作掩盖统治阶级邪恶和剥削本质的外衣，通过推广在审美上看似无害的项目——他们寻求保护备受喜爱的“毛孩子”。一个例子是俄亥俄州监狱的“TenderLovingcare (温柔关怀)”项目，在那里，囚犯无偿地训练狗——由此获得的资金被用于到宠物护理上，而不是用于囚犯的生活和发展——而且，在这个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监狱人口的国家，非白人种族在监狱中的比例过高，这些少数族裔正是美国的被压迫民族，例如新非洲人和奇卡诺人。动物权利的讨论助长了对那些将食用某些动物作为其生产周期/生活方式一部分的社群的压迫——例如印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食用狗肉。某些动物权利活动将文化习俗妖魔化，导致针对某些社群的刻板印象和仇恨的传播，例如穆斯林，仅仅因为他们食用动物的方式。这给社群和个人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忽视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食物消费模式的需求。法西斯主义项目也倡导生态学和动物物种超越某些人类的观点——无论是纳粹以创造“生态平衡”的雅利安空间为理由进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还是自称为“印度纳粹”的萨维特里·德维的意识形态，主张一种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认为所有非素食者都应被处决。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反映了与表面上无害的“动物高于人类，更值得保护”的动物权利活动相同的阶级特征——两者都分散了人们对人类问题的注意力，并阻止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的形成，去针对那些导致异化的体系，这种异化使得人类的爱、关怀和社群被宠物所替代。

宠物饲养对动物自身的影响：一种削弱性的关系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宠物饲养和繁育已经对动物本身产生了削弱性影响。动物经过进化原本适应了特定的生存环境并具备了生存所需的特定能力，如狩猎等。然而，为了满足宠物市场的需求，通过人工繁育，它们正在丧失这些进化而来的特性，因为只有某些特定性状才能让它们在市场上畅销。犬类繁育者寻求在犬类身上复制这些性状，为了市场而改变和调整它们的进化特征，并且根据流行的宠物时尚来改变繁育品种的偏好。这些行为对成为这些操作对象的动物来说及其残忍。

100年多的人工繁育如何改变了狗

繁育者更喜欢繁育“纯种犬”，即没有杂交品种遗传性状的狗。为此，他们迫使同一基因库内的狗进行繁殖，包括亲代犬与其后代的繁殖。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近亲繁殖会导致许多致命疾病的遗传易感性，如癌症，髋关节发育不良、失明等的风险，以及具有更短的寿命。此外，为了复制某些特征而进行的繁育会使动物失去维持生存的进化性状。德国牧羊犬进化出了最适合狩猎的特征，却被繁育出了“半蛙式”的腿，即腿向外倾斜，这威胁到了它们的行动能力，只是为了使它们成为更受欢迎的宠物。同样，巴吉度猎犬（basset hounds）最初因其狩猎能力而被驯化，但现在被繁育成理想的宠物，拥有短腿和拉长的身体，这使得它们在野外生存而进化出的功能完全丧失——使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喜好。

即使是那些由繁育者为比赛和敏捷游戏而培育的犬只，也被培育成最“赏心悦目”的样子，因为对个体犬只的评判标准是它们看起来有多“纯种”。还有一些犬种完全是为了作为宠物而培育的——成为“沙发犬”或“展示犬”。这些品种，如巴哥犬（pugs）、京巴犬（Pekingese）和贵宾犬（poodles），被培育成鼻孔和前额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的样子。这使得它们的呼吸变得困难——这些品种的口腔通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育后减少了一两英寸，繁育者使这些动物的生存和呼吸变得逐渐畸形和困难。京巴犬和斗牛犬（bulldogs）都是受此影响的品种——由于无法充分呼吸，它们更容易中暑，因为狗通过喘气来散热，而这对它们来说很困难。京巴犬不得不放在冰上以避免中暑，斗牛犬被培育成骨骼和身体器官之间的空间非常小，以至于这个品种很难在不死亡的情况下正常分娩。对这些动物的残忍行为因一些繁育行为更加恶劣，包括将这些动物关在狭小封闭的空间中、强迫繁殖，以及一旦它们无法继续繁殖或无法出售时就被宰杀。通常，那些进化以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被贩卖到国外市场，会使它们难以在那里的环境中生存，例如，为适应寒冷气候而生的哈士奇（huskies）被贩卖到气候较温暖的国家，这使得它们难以生存。

结论

宠物饲养已经演变成一个市场，并成为人类社群的替代品。这种行为并非平白无害，其背后有着自身的阶级特性和政治因素。虽然宠物的人格化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但在统治阶级政治的积极鼓励下，宠物饲养以及在个人生活中给予宠物以人格化、更高地位的行为正在盛行。在这样的时代，将动物的地位提升到人类之上，并诋毁那些不符合某种动物待遇标准的文化和社群的政治观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宠物饲养行为以及宠物市场的再生产，同样也发生在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同时将这些国家用作宠物产品的生产基地和市场。

这样一种文化，积极地排斥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政治，以及反对导致宠物人格化的异化和孤独的帝国主义结构的组织。这对宠物—动物的主体本身同时也是有害的——尽管他们声称要将这些宠物提升到人类社群生活中平等的地位，但这些宠物却被当作商品一样复制和生产，这对它们的进化形状产生了削弱性的影响——这使得这些宠物的生存和呼吸都变得困难！在将宠物提升为人类社群中“受爱者”的幌子下，这些动物甚至连作为生物的尊严都被剥夺了，反而沦为了市场上的商品——只有当它们拥有适销对路的性状时，才会被人们需要。宠物已经从它们的自然空间中被异化，它们没有被视为有感知、值得在其自然空间中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生命，宠物饲养已经将这些动物变成了满足人类愉悦的商品。与此同时，那些将宠物视为家人、认为动物比人类“更纯洁”、是更好的陪伴的言论，正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调查和组织起来反抗导致他们与社会、与同胞之间产生高度异化的根本原因。而调查这些原因，就需要在阶级路线上组织和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劳动，反对冷酷的商品化。

作者：Ramnit Kaur,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法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https://acme-journal.org/index.php/acme/article/view/76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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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cdavis.edu/news/gene-mutation-heart-disease-newfoundland-dogs-identified
https://www.peta.org/features/are-dog-breeders-bad/

尼泊尔革命共产党全国统一大会的新闻公报

Wed, 22 Jan 2025 00:00:00 +0000

各位媒体记者！

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的剥削、压迫和统治日益猖獗，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统治同样甚嚣尘上，右倾修正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全国范围内的危机正在加剧之际，本次大会已经胜利召开。

众所周知，为了解决解决尼泊尔革命中有利的客观条件与不利的主观条件之间的矛盾，我们在 2023 年五一劳动节通过合并原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和尼泊尔共产党（多数派），组建了尼泊尔革命共产党（RCPN）。恰一年后，在2024年五一劳动节，尼泊尔革命共产党再次与尼泊尔共产党（火炬）联合，于2024年11月28日至12月8日在加德满都成功隆重召开了全国统一大会。本次新闻发布会旨在公布本次大会通过的重要决议。

大会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开幕式：

11 月 28 日，由革命群众、观察员、统一大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加德满都的香提巴提卡 (Shanti Batika) 和特里普勒什沃 (Tripureshwor) 出发，到达新路达摩帕特 (Dharmapath) 搭建的舞台，开幕式由此开始。即将卸任的联合协调员阿西姆同志 (Asim) 主持了开幕式，即将卸任的发言人苏达山同志 (Sudarshan) 负责了会议的流程。在国内外受邀来宾于主席台就座后，开幕仪式继续在致敬烈士和唱响《国际歌》中进行。高级领导人高拉夫同志 (Gaurav) 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即将卸任的协调员基兰同志 (Kiran) 点燃火炬，宣布大会开幕，随后发表了开幕致辞。来自国内外的友好兄弟党派代表对全国统一大会的圆满成功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

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8 日在加德满都基尔蒂布尔 (Kirtipur) 的特里布万大学纪念馆举行。由苏达山同志提出的由卡玛尔同志 (Kamal)、萨加尔同志 (Sagar)、普拉瓦同志 (Pravah)、宾德什瓦尔同志 (Bindeshwar) 和肖巴同志 (Shobha) 组成的五人主席团的提案，在由大会代表和观察员组成的会议中获得鼓掌通过。随后，在主席团的主持下，通过了以下提案草案：

基兰同志提出的所有补充提案草案和政治报告草案被分成 20 个小组进行讨论，连同这 16 项补充提案，政治报告在闭门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对于目前处于具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特征的新殖民主义条件下的尼泊尔社会，大会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确立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Marxism-Leninism-Maoism) 作为党的指导原则。同样，统一大会在理论上接受了自决权，采纳了联邦制。此外，大会还决定可以公开就毛泽东思想和联邦制进行辩论。
大会决定，在党自主性的前提下，独立地通过策略性联合和统一战线，加强基于民族独立、民主和人民生计问题的群众斗争。
在组织问题上，大会决定采用总书记制，并组建由117名正式中央委员会委员、95名候补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完整中央委员会。
在关于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提案提交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该提案。随后，在资历最深的中央委员莫汉·拜迪亚·基兰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基兰同志被一致选举为党的总书记。
普里塔姆同志提出各项适时提案获得通过。

闭幕式：

闭幕式由高拉夫同志主持，阿塔尔同志 (Atal) 负责会议的流程。新当选的总书记基兰同志向大会承诺，将坚决贯彻执行统一大会通过的政策、纲领和路线，系统化地推进与组织、斗争相关的党务工作，并切实推进革命的准备工作。在本次会议上，一些兄弟政党的同志和几位大会代表表达了衷心的祝愿，并祝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最后，大会主持人在热烈的气氛中宣布闭幕式结束。

日期：2024 年 12 月 10 日

基兰总书记

全国统一大会万岁

Wed, 22 Jan 2025 00:00:00 +0000

前言

尼泊尔革命共产党的全国统一大会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开幕，12 月 8 日闭幕。这并非某个政党的例行大会，而是在尼泊尔共产党（火炬派）和尼泊尔革命共产党合并后举行的大会。尼泊尔革命共产党是在一年前由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和尼泊尔共产党（多数派）合并而成。因此，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三个不同派别政党之间的统一大会。这三个共产党虽然都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共同追求，但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过去，尼泊尔的共产党经常因为微小的战术分歧而分裂，而这三个工作方式不同、多年来奉行不同路线的政党之间的统一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在人们心中酝酿。一些人甚至发起运动来破坏这种统一。在消化了所有这些挑战后，大会通过了一条革命路线，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作为本国的一个替代性革命政党。这种基于斗争的团结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参与统一进程的领导人们所持有的积极态度。

在与尼共（火炬派）合并时，党内主要存在三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它们分别是：毛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接受自决权基础上的联邦制还是民族和地区自治；以及对人民战争的重新审视。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之外，党内对于尼泊尔革命的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针对上述三个主要问题，党在大会前进行了公开辩论，研究了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并理清了革命的性质。除此之外，党内还存在关于对其他一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因而存在疑问、建议和批评。对于这次大会来说，克服所有这些问题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就像啃上了一块硬骨头。

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为了分析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该党在西塔拉姆·塔芒 (Sitaram Tamang) 同志和其他四名中央成员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五人调查小组，在全国 22 个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区开展了调查。该小组提交的报告得出结论，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新殖民主义的，具有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特点。此外，报告还指出，尽管新殖民主义条件致使尼泊尔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显著发展，但在进入科学社会主义之前，有必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为尼泊尔仍然存在封建生产关系，而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发展起来的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份报告有助于党内就尼泊尔的适合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达成统一认识。这是党内在制定政治路线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文件撰写与辩论

在本次大会上，尼革共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了文件撰写、讨论和辩论。过去那种由党中央机构下发文件，并区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做法在本次大会上被改变了。这些文件是以领导人的个人立场，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立场下发的，这意味着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不必在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情绪推动下进行辩论。各代表可以自由地同意或不同意某位领导人的观点。这种做法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路线斗争的理解，自信地进行辩论，而不受多数派或少数派的任何情绪影响。这很可能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首次实践。

在本次大会上，中央成员提交了十六份正式文件以供讨论。此外，还公布了在包括党的书记处在内的各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们提出的各种补充提案，包括反对意见、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所有这些文件在党内，包括在大会会场，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种类型的辩论在代表中营造了一种氛围，使他们能够积极倾听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们的论点，并反思自己过去的观点。这是本次大会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

文件通过

辩论结束后，进入最终敲定党的主要提案草案的流程。没有人反对政治报告、党的政策和纲领、军事路线、党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回顾、组织、科学技术和马克思主义、气候变化以及宗教和文化等草案文件的核心内容。这些草案文件在纳入了补充提案和与会代表的建议后，稍作修改即获通过。在关于改造国家 (State restructuring) 、毛主义和人民战争回顾的草案的主要观点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问题成为了进一步讨论的主题。

异议的处理

未能达成一致的三个问题，并不是阻碍党的行动计划执行的问题。改造国家是一项将在尼泊尔革命成功后才实施的政策。当党的军事路线被确定为群众斗争、抵抗斗争和武装人民起义时，对人民战争的回顾并不是一个会阻止党按照当前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同样，我党在将毛泽东的贡献理解为普遍性方面没有任何分歧，在尼泊尔的具体背景下创造性地应用这些贡献方面也没有争议；另一方面，在尼泊尔，那些自称为毛主义者（指尼共毛）的人已经转变为反动势力，而那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人却成为了革命者。因此，这个问题需要用新的眼光而不是旧的眼光来看待。基于此，全国统一大会得出结论：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关于国家改造以及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辩论甚至可以公开进行，而关于人民战争回顾的辩论则应在党内进行。大会同意对这些问题展开辩论，但已决定党的官方立场为：在理论上接受民族自决权的联邦制，以及支持草案文件中所提出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伟大的人民战争。

乍一看，这个结论似乎是一个折衷主义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其通过投票对那些不妨碍当下的理论问题做出仓促决定，更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讨论，在理论问题上达成更高水平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说“言论自由和行动一致”。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对正在执行中的政策进行这种辩论。如果这样，党将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并逐渐走向解散。因此，对于不影响大会决议即刻执行的毛主义和联邦制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种辩论有助于通过在理解有分歧的问题上形成统一来帮助党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对立面的团结与斗争

尽管共产党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团结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始终保持一致。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并且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人的性格和倾向不断变化，昨天的团结一致不会延续到今天，今天的团结一致也不会持续到明天。不同性格及其倾向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相对的，而斗争是绝对的。然而，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干扰党的领导人，导致他们没有通过斗争来寻求党内团结，而是被一种寻求一元化 (monolithic) 的趋势所主导，这种趋势要么只寻求在所有问题上立场一致的人之间的团结，要么通过妥协来寻求团结。结果，这种趋势导致了派系的形成，削弱了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而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变得比为更高层面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更为重要。这一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顽疾。只有克服这些倾向，才能通过真正团结对立面来建设一个党。我们越早克服这种一元化和派系主义的思想，就能越早建立一个真正基于对立统一的革命性政党。本次大会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积极迹象。党需要特别注意进一步发展这一点。

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基础上的新团结

本次大会上，三种思潮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倾向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是实现积极的转变，并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党在本次大会上取得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不是完全转变后达成的绝对团结。转变和团结都是相对的；一次性的转变是不够的，团结也是如此。“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这个过程中，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渐减弱，并最终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使党本身走向消亡。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先锋队、两条路线斗争、阶级专政，并最终在无阶级社会中国家政权消亡的过程。

本次大会所形成的党内团结，是某种程度上的转变、共识以及对团结必要性的某种程度上的认识的结果。这种团结不是最终的团结，而是在当前背景下革命者之间迈向思想团结的第一步。立足于这种团结，党应该进一步系统化思想和政治斗争，并特别强调团结—斗争—转变以及更高层次的团结。只有这样，原有的小团体意识才会消失，并在党内发展出新的团结。

局限性和不足

本次统一大会在多个方面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和弱点，包括大会的召开时机、管理工作，以及为辩论和讨论分配充足时间等方面。尽管这些问题很重要，但它们都是次要方面。我们最主要的局限性在于组织建设方面。虽然我们能够积极地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未能实现同等程度的解决。党的中央委员会本应该规模小、灵活且富有活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原有的小团体意识的影响，我们无法以公正的方式自由地拟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这一不足，选举产生一个由革命干部组成的相对较小且富有活力的中央领导团队。

结论

正如“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 (毛的) 名言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使这次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我们大会的主要方面。我们打破了过去那种一遇到策略路线上的微小分歧就分裂党的传统，即使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我们今天仍然通过维护党的团结向前迈进，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取得的成功。立足于这一成功，我们必须强调，要打破过去在组织领域中存在的界限，作为一个统一的党继续前进。这次大会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主观能动性，为将尼泊尔革命推向新的高度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原有的偏见继续前进，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将革命推向新的高度。这就是全国统一大会成功之所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作者：巴桑塔 (Bas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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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PFLP 干部

Sat, 18 Jan 2025 00:00:00 +0000

前言

2023年10月7日，伟大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时，我和芙拉蒂雷娜同志曾怀着问题和期待，尝试联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新闻部门进行采访，但多封邮件均未得到回复，遂无下文。

2025年1月，我终于联系上了来自PFLP的一名干部——A同志。A同志是一名资深的人民阵线干部，多年来主要负责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关系，兼任军事指挥官，也是筹款和军事文化团队的成员。在建立信任和初步交流之后，我重新开始了一年多前未能进行的采访。

本采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23年准备用于采访的问题，由于时局变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势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我们又准备了一些新的问题，作为采访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

问题一：在不涉及组织机密的前提下，你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及军事部门阿布·阿里·穆斯塔法旅（Abu Ali Mustafa Brigade）的大致成员数量以及组织结构？

答：我们根据适当的成员资格条件，从合适的人选中开始，将其纳入学习小组。在申请被接受后，此人会逐步加入人阵的下属分支机构，例如青年联盟、妇女联盟、人民行动联盟或学生联合会。此后，申请者经过不少于三个月的考察期后，才能开始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并逐步走向政治或军事领域。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特定的国籍或宗教信仰限制，任何认为应该将巴勒斯坦“从河流到大海”解放出来的人都可以加入人阵。

关于军事工作中的成员资格细节，有一些机密内容目前无法讨论。

问题二：众所周知，人阵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激进革命组织，支持建立一个单一的巴勒斯坦国。在人阵的纲领当中，这样一个巴勒斯坦国会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答：人阵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抵抗组织，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解放的指导方针，而不是建国的指导方针。巴勒斯坦人民将在解放后自主决定未来国家的性质。

问题三：目前，所有巴勒斯坦抵抗力量都在全力以赴对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那么合作是必然的。如果某一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被彻底消灭、巴勒斯坦得到了彻底的自由和完全的解放，人阵会如何处理与哈马斯、杰哈德，以及其他以伊斯兰教为思想核心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关系？

答：在巴勒斯坦解放后的条件下，包括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人阵等在内的所有方面都已达成协议，将解散所有武装力量，并建立一个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问题四：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宣传机器以及某些亲实体的走狗“专家”和“学者”歇斯底里地大叫“人阵就其影响而言微不足道”、“在巴勒斯坦没有获得很多社会支持或合法性”。您能否解释一下事实并非如此，人阵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群众的影响如何？巴勒斯坦群众在今天是否继续给予人阵以力量和支持？

答：人阵的作用并未结束，依然在抵抗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尽管像许多左翼组织一样，人阵也因资本主义的强势而面临困境，但我们始终在为制止内战和缓解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冲突发挥重要作用。

人阵在北部战线（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牺牲了数十名烈士。所有巴勒斯坦派别，无论领导层还是群众，都对人阵怀有敬意。我们用极少的资源创造奇迹。例如，在加沙地带，我们迫使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承认：“我们白天统治加沙，晚上则由加沙的切·格瓦拉统治。”¹ 此外，我们策划了“拉比行动”²、“汉宁影院行动”³和暗杀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的行动⁴。

问题五：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宣传机器宣称人阵在今天依靠某些域外国家的援助苟延残喘，并与之合作，例如伊朗和叙利亚。在人阵50多年的漫长历史当中，是否从国外得到过任何形式的支持（人员、训练、武器、资金等）？如果有，人阵是否在此当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答：人阵确实获得外部支持，这并不是秘密，就像世界上所有抵抗组织都有盟友一样。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也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任何支持都必须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被支持的规模并不大。例如，当卡扎菲想要支持我们时，我们拒绝了，因为他的支持附带条件。我还记得在伊拉克，由于对方试图提出限制我们独立性的条件，乔治·哈巴什博士决定关闭所有在伊拉克的营地。

我们主要依赖捐款，包括来自与人阵关系密切的人士或支持者，以及无条件支持我们的伊朗，但支持规模有限。

问题六：在实现巴勒斯坦妇女解放方面，人阵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答：妇女有权竞选和担任任何职位，包括政治局成员。莱拉·哈立德⁵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人阵中的女性也参与战斗并与敌人交火。在黎巴嫩的难民营中，许多来自人阵的女同志牺牲了。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名为“妇女联盟”的党内组织，赋予她们担任领导职务的合法权利。最好的证明就是莱拉·哈立德同志，她不仅参与劫机行动，还成为政治局成员。

问题七：导致人阵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等组织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路线和目标有何不同？它们现在是否团结在抵抗运动中？

答：这些分裂主要源于政治路线和历史背景上的分歧。例如，分歧出现在法塔赫和其他组织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战争中的战斗之后⁶，人阵坚持“巴勒斯坦人之间不应发生流血冲突”的原则。

尽管存在分歧，人阵和其他组织仍然在巴解组织框架内合作，并在共同的抵抗目标上保持一致。

问题八：目前人阵在网上可供下载的绝大多数文件和出版物仍旧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人阵在未来是否有计划将这些文件翻译成其他语言（如英语）？对于那些想了解人阵的历史，但是苦于没有时间和条件学习阿拉伯语的外国人来说会方便很多。

答：如果有感兴趣的人，他们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向他们提供这些文件。而且，如果您有兴趣，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页面，由您负责将这些文件翻译成其他语言，并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名义发布。

问题九：人阵及其领导的工人组织在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怎样的？

答：在我们看来，工人阶级是最愿意为巴勒斯坦献出鲜血的阶级。因此，人阵的大多数成员都来自无产阶级。我们正在努力向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等组织施压，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问题十：人阵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及监狱和难民营中）的组织形式有何不同？与哈马斯等抵抗力量合作形式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答：虽然各地区的社会状况不同，但人阵的原则和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将哈马斯视为抵抗框架中的伙伴，与其共同努力实现解放。

在战略上，人阵将巴勒斯坦解放进程中的角色分为两类：战略性盟友和阶段性盟友。无论是哪一类，只要坚持解放“从河流到大海”的巴勒斯坦，就是我们的伙伴，任何反对者都是我们的敌人。

问题十一：人阵如何看待法塔赫的历史和当前的阿巴斯政府？如何处理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

答：法塔赫和（巴勒斯坦）当局不是一回事。法塔赫是一个有着悠久斗争历史的组织，我们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部分，将继续以“从河流到大海”解放巴勒斯坦为目标。阿巴斯有他的立场，我们也有我们的立场。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在解放进程中合作，并反对“安全协调”⁷。但在有些地方，我们不得不与打击“安全协调”，例如卡拉梅战役⁸、黎巴嫩图法冲突⁹以及艾因难民营战斗¹⁰。

第二部分

问题十二：PFLP如何评价叙利亚内战？如何评价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及叙利亚内战的其他政治势力（FSA、ISIS、HTS、SNA、SDF等）？

答：在叙利亚战争初期，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立场是支持人民和民族解放。然而，当叙利亚、叙利亚军队及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政权成为阴谋目标时，我们选择站在叙利亚政权一边；因为叙利亚是从伊朗向加沙、黎巴嫩等地输送武器的唯一通道。至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伊斯兰国（ISIS）等，它们完全是以色列挑起分裂的工具。正如穆罕默德·沙拉（Mohammad al-Sharaa）的声明所说，他将阻止叙利亚成为对抗以色列的战场。

问题十三：HTS为首的叙利亚新政权上台会对叙利亚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包括PFLP在内的各个抵抗派系的分支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看待新政权勒令巴勒斯坦抵抗派系在叙分支向其上缴所有武器？巴勒斯坦抵抗派系的在叙分支未来会与新政权爆发武装冲突吗？

答：首先，我们既不希望也无意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如果他们意图伤害抵抗运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叙利亚会再次发生内战，而很多阿拉维派人士将会卷入其中。因此，他们不接受朱拉尼 (al-Jolani)。新政权对我们的威胁有限，但从整个抵抗轴 (Axis of Resistance) 的角度来看，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获得支持的减少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从朋友那里获得支持的重要性。

问题十四：PFLP如何看待最近一个月以来，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安全部队对杰宁难民营的抵抗派系的围攻和镇压？

答：原则上，我们致力于避免巴勒斯坦人相互造成流血牺牲，以免让以色列从中获利。然而，我们所担忧的是巴勒斯坦当局的愚蠢行为。局势尚未完全失控，各个巴勒斯坦派别目前还保持着克制，但耐心终归是有限度的。我们重视避免巴勒斯坦人的流血牺牲，并努力促进各方共识。

问题十五：PFLP如何评价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仍然从他的思想当中得到启迪吗？

答：是的，这位中国领导人确实对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们视他为榜样，因为他为他的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他特别的军事战略、理论和政策。

问题十六：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热忱支持PLO、Fatah、PFLP等抵抗派系的武装斗争，而当代中国转向支持“两国方案”，同时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和军事合作，PFLP认为当代中国仍然是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可靠盟友吗？

答：我们有明确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河流到大海解放巴勒斯坦。凡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都是在支持正义。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不接受任何妥协。但是，我们仍然对中俄伊联盟抱有信心。

问题十七：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自1967年成立以来，是否有对巴勒斯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过援助？能举几个例子吗？

答：是的，我们曾在波斯尼亚战斗并为他们提供支持。我们还反对由沙特阿拉伯的犯罪政权发动的也门战争。我们的原则是无论何地都要支持被压迫者。

注释

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曾说：“我们白天统治加沙，晚上则由加沙的切·格瓦拉统治。” 参考文章：加沙、格瓦拉与对占领者的抵抗 ↩
拉比行动：阿布·阿里·穆斯塔法烈士旅快速反应部队战士在代尔亚辛进行了刺杀行动，使用砍刀袭击了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一处犹太教堂，7名定居者被杀，另有8人在犹太教堂袭击中受伤。 ↩
汉宁影院行动：指1974年12月11日，人阵下属的“哈立德·阿布·艾沙烈士小组”(خالد أبو عيشة) 执行的“加桑·卡纳法尼烈士行动”(عملية الشهيد غسان كنفاني)。行动小组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汉宁”电影院 (سينما حين)，当时正值人阵成立七周年纪念日。行动小组在电影院的阳台上宣布他们是人阵的成员，并高呼口号，表示他们为夺回被侵占的家园而战，绝不放弃任何一寸土地。行动小组领导人穆扎法尔宣布：“只有当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消失并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民主社会时，我们的土地上才会有和平。” 随后，行动小组向影院大厅投掷了多枚手榴弹，造成重大敌人伤亡，据称造成超过60名以色列殖民定居者死亡。 ↩
暗杀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的行动：2001年，PFLP成功暗杀了极右翼的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以报复以色列暗杀PFLP总书记阿布·阿里·穆斯塔法的行为。这次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士气，也沉重打击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 ↩
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巴勒斯坦斗争的标志性人物，1944年出生于海法，1948年随家人流亡黎巴嫩。她早年投身政治，1967年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她因参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劫机行动而闻名。她积极参与巴勒斯坦妇女总联盟，捍卫妇女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1979年，她当选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PFLP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莱拉·哈立德是抵抗和坚韧的象征，并将巴勒斯坦妇女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度。参考链接 ↩
难民营之战：指1980年代中期，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爆发的内部冲突。这场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也加剧了巴勒斯坦各派别之间的分裂。在许多无辜者被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杀害后，人阵介入并在他们之间强行控制，反对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参考链接 ↩
“安全协调”（Security Coordination）：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与以色列占领当局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情报共享、联合巡逻、抓捕其他抵抗组织成员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助手们正在支持（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人阵多次表示，阿巴斯已经背弃了巴勒斯坦人，忽视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停止“安全协调”的所有决定。参考链接 ↩
卡拉梅战役：1968年，以色列军队入侵约旦的卡拉马镇，试图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队。PFLP与法塔赫等组织并肩作战，英勇抵抗，最终迫使以色列军队撤退。这场战役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参考链接 ↩
图法冲突：1988-1990年，在黎巴嫩图法地区，真主党和阿布·阿里·穆斯塔法旅与法塔赫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
艾因难民营战斗：艾因·希尔维难民营战役是法塔赫强迫哈马斯不要与以色列作战时，人阵对法塔赫持不同意见，并与法塔赫和以色列作战，这场战斗持续了20多天。 ↩